窃以为不宜用衡量棋人的标准去评判喜好围棋的著名人物的棋力。
从明治到昭和初期,日本喜好围棋的各界名人很多,被专家棋士让多子是常见的事。举例来说,本因坊秀荣对头山满、犬养毅和流亡日本的朝鲜政客金玉均都是授六子,1892年伊藤博文在箱根温泉第一次见到雁金准一(时年十四,初段棋力的野路子力棋,无正式段位),就自己先行摆上四子。这些名人都是真正喜好围棋,并不因为棋力弱而感到羞耻。
当然,日本也有棋力高强的名人,如鸠山一郎,1950年日本棋院授业余五段,濑越让二子。
中国明清时代喜好围棋的官员也很多。万历年间的名臣葉向高、孙慎行都是二手。到了清代,好棋的官员都升级了,可以与国手对子,如高钦如(名翼宸,康熙十七年任福建布政使)、梁茝林(名章钜,官至两江总督)、方濬頤(官至四川按察使)。尤其是方濬頤,任两淮盐运使时结交了三位国手,周小松、徐耀文和刘福山,方棋力猛进,与周、徐分先,而刘福山最后被方让到受四子,下棋下到面红耳赤。
进入民国,老段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棋力就更厉害了。好像汪云峰被让段让到三子,还连输两局,见老段本人文章《因雪记》(1926),收在徐一士《一士类稿》的《记段祺瑞》一文之内。
根据本因坊秀哉的随笔体自传《本因坊棋談》(冈仓书房,1937),1919年秀哉应段祺瑞之邀访华,在北京与段祺瑞下了二十天棋,授三子,每日二局,共四十局。对局时旁观者很多,纷纷向老段支招,但棋力都很弱,还不如老段,因此支招没用。秀哉说如果连赢几盘,老段就会要求(秀哉)“适当调整”,但要是让的太明显,老段也不高兴。秀哉完全不懂中文,估计有随行的翻译进行沟通。书上记老段是“初段格”。后来秀哉到旅顺与肃亲王下了两局棋,授四子,记肃亲王是“初段位”。“初段格”和“初段位”,其实无甚区别。
秀哉在北京与顾水如下了九局授三子棋,多胜一局。秀哉认为顾是当时北京最强的中国棋手。秀哉在上海时都是授三、四子,其中张澹如四子,提到潘朗东、王子晏都很强。
在北京时,财政部长王克敏曾请秀哉吃饭,秀哉对北京美食赞不绝口,认为上海美食不如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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