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中国围棋资料和图片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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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先中后 于 2009-9-25 21:30 发表
86年围棋天地第3。4期罗建文《一个值得尊敬和怀念的老人》，正是介绍金亚贤的。  

我没有这本围棋天地。这篇很有资料价值。有机会很想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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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南回忆1960年全国棋类锦标赛

[ 本帖最后由 aob 于 2009-9-26 09: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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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南回忆1962年全国棋类锦标赛

棋坛前辈最后的荣光

[ 本帖最后由 aob 于 2009-9-26 09: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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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回忆

这次棋类锦标赛三项棋的选手共96人,其中围棋48人,占总数的一半,可见围棋在三项棋中所占的比重。而48名围棋手中有10人是上海选手,又可见上海的围棋手在全国的比重。上海的10名选手中有刘棣怀、王幼宸和魏海鸿三老,还有吴淞笙、赵氏兄弟和我几个青年选手,另3人是孙步田、殷鑫培和朱福源,他们是上海的中坚棋手。实力雄厚、人数众多的上海围棋队摆开了非要夺标的架势。
这次比赛还杀出一路野战军,即浙江队。浙江队的主将董文渊在刚解放时已是棋坛高手,他的围棋和象棋都堪称一流,是难得的双枪将。据他自己说,国际象棋下得也好,应当是三枪将。遗憾的是除他自己以外,没有一人说他精通国际象棋。此人头脑聪颖、感觉敏锐、着法犀利,
由于当时我国的围棋水平和日本有很大的差距,所以1962年全国赛中成绩最优秀者只能授予五段。在这么多棋手的会战中要取得前3名才能获得五段的称号,这对任何棋手都不是容易的事。
11月4日上午,合肥市体育馆内裁判长一声令下,顿时鼓角齐鸣,48员战将分为24对展开了一场无声的但又是刀光剑影的厮杀。这次比赛规定同地区的必须先赛,其用意无非是避免出现同地区让棋的现象。这一来,24对中同室操戈的竟达13对之多。尽管是自家人,也毫不留情,使尽各自招数,拚个你死我活。
在第一阶段中获得全胜的只有黄永吉和我,因此我俩的夺标呼声较高。在数月前访问日本时,日本围棋界也认为中国的冠军将在黄永吉和我之间争夺。可是第二阶段中黄永吉发挥不好,在第一轮中他就受挫于刘大将,以后又多次败阵,最后排行第九。这次比赛取前6名,黄永吉名落孙山。上届堂堂的冠军这次竟如此糟糕,实在很难预料。虽然这次比赛比1960年那次难度大,主要是年轻强手的涌现,但再怎么说,黄永吉的成绩也不至于如此。这大概和他思想负担较重有关,这次比赛在他的家乡进行。家乡的人民群众和上级领导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能保持上届的荣誉。这固然是动力,但又是压力。比赛期间安徽体委对黄永吉格外照顾,用膳时他比一般棋手特殊,想吃什么就给他做什么。其实一般棋手的伙食已经很好了,无需再照顾,特殊的待遇只能带来副作用。黄永吉的菜肴虽然比旁人精美,但这些菜可不好吃啊!
第二阶段头几轮我较顺利,连闯四关。第五轮遇到过惕生先生。“北过”在第一阶段中摆下了背水阵,第二阶段却精神抖擞,所向无敌,也是连拿4局。这第五轮在大家看来是夺魁之战,我也深知这一仗关系重大,但我感到自己占着上风。从1962年这一年的成绩来看,我是蒸蒸日上,即使是与过先生对局的战绩,我也占着优势,因此赛前心中较踏实。比赛中我并不怠慢,发挥还算可以,然而过先生在这次决定性的一战中显示出大将风度,下得特别出色,使我难以招架。我虽然尽力攻击,但过先生的黑棋固若金汤,还击得当。在中午封盘时我稍处下风,不过胜负尚未明朗。一般棋手在这种情况下几乎都是高度紧张、心神不定、不思进食。而过先生从容自若,和往常一样饮食,饭后乘车再赴赛场途中,他竟酣然入睡,真了不起!下午的比赛进行至晚上8时多,过先生运子缜密,不断避开我的锐锋,把优势维持到终局。55岁的老将战胜了18岁的小将。
败给过先生,对于夺魁是个致命的打击。我自然有些难受。但过先生的棋艺的确高超,尤其是他在关键时刻镇静从容的大将风度,实在令人折服。
和过先生的一战确实是事实上的冠亚军之战。当时的比赛规定,最后如两人同分,就看相互间的比赛谁胜,因此过先生赢我这一局等于领先两局。过先生胜了我之后,气势更盛,再接再厉,最终以11胜1负的好成绩夺取了冠军。在1957年他曾得过一次全国冠军,事过5年他再度登上宝座,这是很不简单的。
过先生还有很好的棋品。他一贯谦逊,从不吹嘘,更无骄横跋扈等坏习气。即使获得冠军也无丝毫得意之表现。他见到青年棋手总是再三勉励,从不训斥,态度非常随和慈祥。没有一个小辈见到他会感到畏惧。他把精湛的棋艺和出色的人品结合在一起,不愧是个优秀的围棋手。
过先生把全力投入到1962年的全国比赛,这次比赛后他就宣告引退,不再和年轻棋手在赛场上较量。有不少老棋手虽然棋艺被后辈赶上以至超过,体力更不及年轻人,但他们仍在棋坛搏斗,其顽强的斗志相当不易。而过先生则不同,他的态度至少可说明他是一个头脑清晰的、很有理智的明白人。

根据这次比赛的成绩,获得前3名的能授予五段称号,这样过先生、我和淞笙三人是当然的五段。此外,还增加了刘棣怀先生。刘老这次比赛不太理想,但他多年来的战绩、他的实力以及声望理应得到最高的等级称号。“南刘北过”是中国围棋界的代表,不能有了北过少了南刘。第一组的其他棋手均为四段,王幼宸先生是二组冠军,按规定也获得四段。授予三段至初段的棋手,都是按规定对号入座。获得初段称号的有一位女棋手,是安徽的魏昕,她是位个子很小的小姑娘,是我国第一代的女棋手,如今已成为女棋手中的元老。在1962年的比赛中,她下得挺不错,胜了几员地方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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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梦华(1922一 )

河北平山人。少年时代参加革命,长期从事青年运动工作。
上世纪50年代初,贺老总任西南行政区军区司令员时,李梦华曾任西南区团工委书记和体委副主任,于1952年5月,在重庆参与了解放后新中国组织的首届体育运动会,并请邓小平同志为体育界题写了“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的题词,这和两年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光辉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贺龙元帅组建国家体委时,李梦华奉命调入北京。1954年,不过30岁出头的他即担任了运动司(即现在竞技司)司长。1956年任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1960年,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


1962年夏，由当时的中国体育总会副主席李梦华先生率领的中国围棋代表团作为围棋史上的第一个正规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当时的《朝日新闻》社收到了李梦华副主席介绍中国围棋的来信，信中的主要内容如下—— 在中国，围棋已经被列为脑力体育运动，政府积极促进了围棋活动的普及，劳动者、军人和学生们开始认识、了解围棋，该年度的全国少年儿童大赛在北京市举行，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成都、合肥、广州和杭州等6城市的41名少年参加了比赛，其中有12名女棋手。
比赛分少年(13-15岁)、儿童(8-12岁)、女子三个组进行，比赛奖励前6名。在李梦华先生的来信中还详细介绍了一局比赛棋谱，是少年组决赛王汝南(当时15岁，现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对姜国振(当时15岁)。据日本围棋专家当时判断，两名棋手对定式相当熟悉，力量也比较强。但若拿当时的日本围棋水平来衡量，日本专家认为双方大概有业余三段的实力
李梦华先生还介绍“通过本次大赛，证明中国许多少年棋手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本功。假如能经常得到专业棋士的指导，这些少年变得更加厉害绝对没有问题”。来信中还介绍，喜爱下围棋的陈毅副总理对这届大赛相当关心，多次亲临现场观战。
中国围棋界这一年的重头戏，第6届全国围棋比赛于11月4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共有来自北京、上海等17个省市的90余名围棋界精锐参加了本届比赛。李梦华先生在信中介绍“这届比赛决定根据棋手的实力来评定段位，中国也要培养出专业棋手来。另外，中国也要逐步创立一套适之可行的制度出来”。
追赶日本、赶超日本——这是当时中国围棋界的重大目标。

[ 本帖最后由 aob 于 2009-9-27 14: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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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孙乐宜
上世纪50年代开始。陈毅元帅当时到广州视察，发现广州没有开展围棋活动，遂建议在我市大力提倡，当时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积极响应，并组织策划于1957年成立了广州市围棋协会，亲任围棋协会主席，大力发展围棋活动，于1958年成立市围棋队，并从外省调来围棋名手齐曾炬、袁兆骥专门执教广州围棋队的少年棋手，黄逢春、邓何龙等积极分子从事学校的普及工作，一时学下围棋的人越来越多。  
以下是在孙乐宜，黄逢春大力支持下广州中小学生学围棋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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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廖井丹(1914-2006).四川省长寿县人

早在战争年代，廖井丹即喜爱上围棋。新中国成立后，他对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廖井丹先生在做中共成都市委书记的时候，大力倡导围棋活动，招募了黄乘枕、孔繁章、杜君果等大批优秀棋士，兴办了成都少儿棋校。这些活动都需要政府提供资金。廖井丹先生不遗余力地作到了这些 。从而培养和造就了黄德勋、陈安齐、孔祥明、宋雪林、王元、王剑坤等等一大批优秀棋士。还将自己八个儿子的四位培养成为成都业余棋界的一时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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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柏坪(1916— )

新中国体育开拓者、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首席执委、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奖章获得者. 河南汤阴人.21岁参加革命工作,22岁入党,长期在部队做政治工作,解放后,调入国家体委工作,先后担任中央体训班副主任、国家体委运动司副司长,曾多次率队出访几十个国家,为新中国的体育与世界各国体育技术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曾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体操、射箭、围棋等五个全国单项协会副主席.1978年起担任教育部体育司司长,并当选为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首席执委,曾任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柏坪对我国学校体育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985年荣获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证书和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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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位副主席李文澜，仰柱。因手里资料有限。只知道以下。欢迎棋友补充，还有两位已作介绍不再说了。

仰柱那时候任安徽省体委副主任。比较积极开展围棋活动。1966年6月中国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时是担任团长。团中有安徽运动员王汝南。

上世纪文革前李达设宴欢送苏联国际象棋选手时，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李文澜。其它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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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先中后 于 2009-9-25 21:30 发表
86年围棋天地第3。4期罗建文《一个值得尊敬和怀念的老人》，正是介绍金亚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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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值得尊敬和怀念的老人

罗建文

我第一次见到金老，是在1959年。 　　那年的9月，第一届全运会的围棋比赛在北京举行。比赛的规模，比起现在的全国比赛要小得多，每省市只有一名代表参加。同我年龄相仿的棋手，如陈祖德、吴淞笙，棋艺水平虽然高于我，但因他们身处高手云集的上海，便没有获得参加全运会的机会，而我呢，闽中无大将，“小鬼”当先锋，16岁的我，就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比赛结束后的一天，北京棋社在南河沿的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招待参加全运会的全体棋手。棋社社长、全国政协常委周士观先生是我的福建同乡，对我格外照顾，他安排我下一局指导棋。周老指着他请来的一位老人对我说：“这位是金老，金亚贤先生。”那时，我的棋龄虽只有三年多，但北京三大高手之一的金亚贤的大名却早就如雷贯耳，于是就恭恭敬敬地摆上了两子。 　　在围棋界的诸老中，论仪表，金老无疑是最为出众的一位：红润的面孔，银色的短发，两撇八字胡，端正的鼻梁，似乎透出了一股正气，而眼角的鱼尾纹，又显出了几分慈祥。见了金老，你一眼便会感到，这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 　　这局棋我大概下得还不坏，居然赢了几子。金老着实将我夸奖了一番。作为我，因是第一次受二子赢了国内的一流高手，当然十分高兴。谁知后来却因为这一局棋，苦恼了好些日子。 　　全运会以后，我回到了福州。没几天，突然收到了江苏宝应的周白平先生的来信。周先生是宝应的围棋高手，我曾在报上见过他的名字。这次，他给我寄来了一份在上海市比赛中，陈祖德胜赵之云的棋谱，并问我，陈、赵二人的棋艺比我如何？他还说，从报上知道我与金老对弈的事情，问我可否寄来棋稿一阅。我寄去了棋稿，并回信说：“我与祖德未下过棋，但祖德能在上海比赛中获冠军，棋艺当然在我之上。” 　　想不到数月之后，棋稿竟会刊登在上海出版的《围棋月刊》上，署名是宝应周白平供稿。此事确实令我大伤脑筋，当时，我已决定赴北京学棋，很快就要见到金老，而现在未经金老的同意，就将棋谱发表了出来……虽然，这事并没有我的责任，但金老怪罪下来，我怎么向金老交待！ 　　几天之后，我提心吊胆地来到了北京。“金老，实在对不起……我…”我结结巴巴地刚说了几句，金老一摆手打断了我的话：“没关系。”简短的三个字，使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读了这段往事，现在的年轻人多会不以为然，一挥手：“小事一桩。”然而，在二、三十年前，这并不是每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棋手都能做到的事。 在北京棋社 　　到了北京，我名义上只拜了过老——过惕生先生为师。而实际上，教我棋的老师却有三位。过老极少同我下棋，我想这大概是因为过去棋界中有师徒不对局的习惯吧，但我每次对局后，都由过老为我复盘讲解。金老、崔老(崔云趾)则只同我下棋，极少作复盘讲解。 　　金老的面目慈祥，但下起棋来却是满盘手筋、处处杀着，真是“招招不离后脑勺”。象金老这样的纯中国古棋风格的棋手，在当时已不多见。 　　在北京的三大高手中，过老的棋理清楚，战术灵活，在各种比赛中又成绩突出，公推为第一。金老的杀力很强，往往在中盘阶段就能将对手击垮，但也由于他过于注重攻杀，到官子的收束阶段，就必然会显得弱了。因此只能屈居第二。60年，金老已是古稀之年，但他身体好，精力充沛，对局时算路依然相当精确。因此，同他下棋的人，都能感到一股很大的压力。直至两年后，在合肥举行的全国比赛中，金老仍然能跻身于前六名之列，的确十分难得。 　　60年，我在北京住了十个月，金老授我二子，我们的对局总数不下百局。几乎是盘盘杀得天昏地暗，赢了自然开心，就是输了，也输得痛快。现在回想起来，我年轻时懂得的不少手筋，就是从金老那里学来的。 　　关于金老的身世，我了解得不多。只知道金老是满族人，民国初期曾当过几年颐和园的票务主任。金老在二十岁前后，棋就下得很好，足可与当时北方的第一高手汪云峰匹敌。后来段(祺瑞)公馆成了北京高手们的聚会所时，金老也偶尔光临。金老曾自豪地对我说：“我跟老段下棋从来不让给他。”也许，金老始终没有成为段公馆的常客，这也是原因之一。另外解放前的几十年，金老一直行医为生。解放后，北京成立了棋社，金老被聘为指导员，有了固定薪金，这才开始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金老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且十分尊崇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他中年丧妻而不娶，以自己行医的微薄收入，抚养子女长大成人。一位棋友评论金老时说：“以中国的传统道德标准来衡量，金老是一位极为难得的好人。”

[ 本帖最后由 reico 于 2009-9-27 16: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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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reico 于 2009-9-27 16:4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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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值得尊敬和怀念的老人  　罗建文
　　我第一次见到金老，是在1959年。
　　那年的9月，第一届全运会的围棋比赛在北京举行。比赛的规模，比起现在的全国比赛要小得多，每省市 ...

一位值得尊敬和怀念的老人

罗建文

文革期间 　　“文化革命”的第二年，我就当上了“逍遥派”。没事可做了，跟金亚贤老人见面的次数也多了。我们聊聊天，有时也出去吃顿饭。 　　68年秋天，开始了恐怖的“清理阶级队伍”，我尚且因一些莫明其妙的原因受到冲击，而如金老、过老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当然就更难幸免。果然传来消息说，金老因曾在旧军队中当过几年医官而受到批判；过老也因一些别的原因出了麻烦。我很为二老的处境担忧。 　　风暴总算过去了，而我跟金老已有半年多没见面了，就和淞笙约好，一起去探望金老。一进屋子，就吓了我们一跳！只见金老的头上和一只手上，都缠着厚厚的绷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几天以前，邻居斗殴时金老去劝说了几句，不料反被砍了两刀。 　　那天，金老的家人都不在，年近八旬的金老凭着几十年的功力，在挨了两刀流血不止之时，居然还能自己捂住伤口，走到医院去治疗。我们去时危险虽然过去了，但仍为金老担忧，我们担心的是金老的手，一位中医的手呀！手上留有残疾，怎么切脉！怎么瞧病呀！ 　　老人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反而安慰我们说：“不要紧的，这几天我运运功，已经好多了，有几个月就没事了。”金老的伤势果真一天天好起来，不到半年，就痊愈了。手关节依然是那样的运转自如，手指的触觉还是那样灵敏，他又能切脉，又能给人治病了！ 　　要说金老的一生，与其说他是棋手，不如说他是一位大夫，因为金老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行医中度过的。而在金老的各种本领中，最令我佩服的正是他的医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金老高明医术的得来也不例外。60年在北京棋社时，一位叫费振甫的老先生告诉我一件事：费老与金老是老棋友。十几年前，费老得了一场大病，是金老为他治好的。后来，金老又苦钻医学，即便在围棋集训队期间，也是一有空就读医书，加上临床经验越来越丰富，终于使他的医术达到了高峰。 　　在集训队的几年，金老就经常为人治病，在当时的体委系统，他的名气很大。医务处规定，凡不是医院开的处方，药费一律不准报销，唯独金老的处方是例外，不过有个条件，就是必须将处方交给医务处主任。 　　那几年，金老治好了不少疑难病症，他治好了著名田径运动员石宝珠的母亲的老年性气管炎，治好了北京体育馆馆长石国瑞的一位亲戚的脉管炎，他还治好了某著名举重运动员的长期遗精病。 　　金老治病的态度很严肃。切脉是金老诊断的主要手段，他说：“一切病，都会在脉中有反映，只要将脉理顺了，病也就好了。”所以，每次切脉都异常认真，左手、右手各二十分钟。之后，先让病人回去，金老再反复推敲处方，增一分、减一分都斟酌再三。 　　此外，金老还具有只有名医才会有的细心和幽默感。有一件病例十分有趣：石国瑞对金老的医术非常信服，有病就请金老治。一次，他的孩子流鼻血不止，金老切完脉，开了张处方。待到石国瑞出去为金老添水时，金老悄悄地问孩子；“流鼻血难受吗？”“难受。”“想治好吗？”“想。”“以后不要再看那种乱七八糟的书，病自然就好了。”孩子低下了头，他脸红了。 　　后来我问金老：“既然不用吃药就能好，为什么还要开方子呢？”金老回答说：“方子是骗骗他爹的，不然孩子该挨揍了。” 　　那一时期，比我上金老家次数更多的是吴淞笙。我上金老家只是聊聊天，而淞笙还可以同金老练推手，研究气功。去得多了，他与金老的家人更熟了。70年，我被下放到福建的工厂后不久，收到了淞笙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已和金老的孙女交了朋友。我回信向他表示祝贺，并请他替我问候金老。自此以后，淞笙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与金老之间互通信息的桥梁。 退休以后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73年我们的围棋集训队又恢复了。我于元月初回到了北京。过了不久，就和爱人一道去探望金老。 　　那时金老已经退休了。闲聊之间，我的爱人说到自己这几天不太舒服。金老说：“我给你号号脉吧。”大约就是十几秒钟的工夫，金老收回正在号脉的手，然后一抱拳：“恭喜！恭喜！还是个男胎呢！”爱人听后望望我，从她的眼神中不难看出，她不怎么相信。的确，那时我爱人就算是怀了孕，充其量也只是个把月的事，号脉能号出怀孕来就不简单，还能号出男胎来？我笑笑说：“金老说了，你就放心吧。”我说这话并不是出于礼貌，更不是出于盲目崇拜，而是因为，金老早就显示过这种本领。 　　就在两三年前，金老为北京什刹海业余体校的十位怀孕妇女号过脉，他预言十个都是男胎，这不是“神”了？有人还为这打了赌。当我听到此事后，一次聊天时就问金老“怎么那么巧，十个会都是男胎？”金老回答：“就是那么巧。不过，就算其中有个把女胎，我也说是男胎，一说是女胎，她要给打了呢？我不干这种缺德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金老并不是在积阴德，十位妇女果然全生的男娃娃。 　　金老是七代世医，最擅长的就是妇科。有的妇科病例，一说出来还真是有那么点“神”：著名乒乓球女运动员林慧卿，婚后数年不育，跑遍首都各大医院，均治疗无效。后来，有人介绍她到金老处。金老仔细地为她号脉后认为，林慧卿没有什么病，他请林的爱人来。金老为他开了几付药，一年多以后，林慧卿果然生下了一位可爱的小姑娘。直至今天，当林慧卿提起金老时，还是感恩不尽。 　　自从退休以后，金老除了偶尔同一些少年棋手下一二局指导棋外，平时极少下棋。可是，由于上他那儿治病的人越来越多，金老反倒比以前更忙了。听说，因为给人治病，还起过一场风波：金老为人治病从来不收费，而病人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往往送一些金老喜欢的关东烟叶和水果之类的礼物。这原本是人之常情，但当时极左思潮还相当严重，居委会的一些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倾向，因此横加干预，甚至要勒令停诊。幸亏金老的病人中，有几位是坐小轿车来的，几辆“大红旗”在门口一停，就将那些人镇住了，这才省去了一场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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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reico 于 2009-9-27 16:55 发表


一位值得尊敬和怀念的老人  　罗建文
文革期间
　　“文化革命”的第二年，我就当上了“逍遥派”。没事可做了，跟金亚贤老人见面的次数也多了。我们聊聊天，有时也出去吃顿饭。
　　68年秋天，开始了恐怖 ...

干脆把这一系列全贴了吧：

一代大师过惕生

程晓流

十八　换了人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过惕生和成千上万的市民一起，手执小旗上街游行，欢庆共产党给人民带来了新生。 　　49年深秋的一天，当时身任上海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的陈毅同志，外出“私访”。他身穿便服，信步走进了位于卢湾区中部的襄阳公园。在公园的一个僻静角落里，他忽然瞥见有几位老先生正在下围棋，就高兴地凑了过去，先看了一会儿棋，然后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询问道：“请问各位，晓得上海哪个人的围棋下得最好？要去啥子地方才能找到他们哪？”老先生们见他态度和蔼诚恳、举止端庄大方，心想：来者不凡！听他那口气，多半是外地的高手，专门到上海以棋会友来了。于是，他们便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起来：“上海棋手中资格最老的是顾水如，名气最大的是刘棣怀。此外，安徽来的过惕生和北方来的王幼宸棋也不错……要找他们嘛，可就麻烦了，他们平时都分散在几个小茶馆里……”聊了好一会儿，老先生们才想起打听来人的姓名。一问之下，这几位老先生立即惊愣得从各自的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段振奋人心的新闻，很快就传进了过惕生的小屋：陈毅，威震华东的大将军，共产党的上海市长，正在关心围棋，打听著名围棋手的下落。这是真的吗？要知道，在这个天翻地覆的年头，一位刚刚把国民党残留下的烂摊子接过手来的一市之长，每天该有多少件刻不容缓的任务积压在那里等待着他去处理呀！ 　　不久，在陈毅同志的提议下，上海市政府做出了重要决定：围棋是我国古老的文化艺术，要加以保护，防止失传。目前，政府虽然有困难，一时还无法大力发展围棋事业，但可以先采取措施，把年过六十的著名棋手集中养起来，并发给足够的生活费用。 　　这个大得人心的决定，在棋界引起了一片欢腾。短短两周之内，顾水如、王幼宸和年龄虽然不够标准但声望有余的刘棣怀，都接到了上海文史馆的大红聘书，成了按月领取国家薪水的文史馆正式馆员。 　　这下，过惕生信服了。他深深地感受到：“共产党尊重棋手，说话算数。共产党好！”从此他摆脱了彷徨和苦闷，重新精力充沛地走上了棋坛。为了迅速重建围棋事业，他不但整天东奔西跑，联络棋友，筹划比赛，还应邀主持了《新民晚报》所开辟的围棋专栏。他也经常为《大公报》等其它报刊撰写有关围棋的文章。 十九　重访李济深 　　1950年6月，过惕生又一次来到了天安门前。他仰望着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不禁翻腾起无限感慨：“变了，世道大变了！” 　　这一次，过惕生是专为围棋事业而来。他想看看中央政府有没有可能拨一笔款子，搞一个象样的围棋组织。他是肩负广大棋手的嘱托而来的。 　　临北上前，过惕生特意去了一趟黄炎培的家，就此事征求黄的意见。黄炎培的儿子黄竞武，在被蒋介石的特务暗杀之前，曾是跟随过惕生学棋多年的记名弟子。所以，黄炎培也从来不把过当外人看待。 　　围棋事业现在能不能发展起来，黄炎培的心中并无成算。他建议过惕生找一找最喜欢下围棋的李济深。他说：“他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你怎么会想不起去找他商量呢？” 　　过惕生猛地醒悟了。“对呀，”他自言自语地责怪自己，“我怎么会把他给忘了！”说起来，他和李济深还有着一段不平凡的交往呢。 　　那是在1947年，当时已准备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正在上海避难。他平时唯恐暴露，不敢随便外出，只好整天闷坐在屋子里看书写字。好容易熬到了即将逃离龙潭虎穴的前一晚，他突然憋不住想下围棋。于是，他派人请来了仰慕已久的过惕生，准备彻夜“手谈”。 　　当毫无精神准备的过惕生，听说眼前这位热情的棋友，居然就是蒋介石正在外边出“特高价”悬赏通缉的李济深时，他紧张得连伸向棋盒的手都有点发抖了！ 　　天，大亮了。李济深终于要离去了。临分别前，他拉着过惕生的手诚恳地道谢：“相聚一夜，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可惜时间太短，在棋盘上还不能尽兴，只好改日再登门请教了。过先生如果在上海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可以到香港去找我，我一定尽力帮忙。” 　　灯阑火寂，人去楼空。孤零零地留在那里的过惕生，如果不是触摸到怀中那包李济深送给的馈赠，真不敢相信昨晚的奇遇并非梦境！ 　　相别不过短短三年，过、李两人在新中国的首都就又一次聚首了。 　　听过惕生叙说完他此行的目的，李济深十分高兴。他心里也早就想过开展围棋活动的问题了。只是一来政务繁忙，二来又找不到得力的助手一起商量合计。过惕生来得正巧！ 　　两人计议，一方面李济深负责给周恩来同志打报告，申请经费；另一方面，由过惕生负责与全国各地的棋手通气，征求大家的意见。 　　看到李济深的态度这么明朗积极，过惕生欣喜若狂：“这下可好办了，围棋大有希望了！”告别李济深之后，他不顾连日奔波的疲劳，马上又走东串西，挨个去拜访旧日的棋友，请他们一起分享围棋即将大发展的喜悦。 　　他万万也没有料想到，对于这么一件大好事，棋界还会有人持不同看法！ 　　一天，过惕生见到了著名老棋手王平秋，王平秋不但不为他的喜悦所动，反而兜头浇了他一瓢凉水：“你快回去吧！共产党是搞生产的，不搞下棋。李济深说了也没用。” 　　听王平秋这么一说，过惕生马上愣在那里了：“难道他说的是真的？”往日的疑虑又慢慢地爬上了他的心头。 　　在北京等了一段时间，李济深那边果然没有下文，过惕生火热的心不由得渐渐凉了下去。赶在寒冬降临之前，他借口家里有事，给李济深留了一封信，就急匆匆地赶回了上海。 　　 二十　“北京棋社”成立 　　1951年夏天，正当过惕生在上海为《新民晚报》的围棋专栏而忙碌时，李济深那边忽然来了音信：“火速来京，筹办棋社”。 　　过惕生丢开手头的一切，立即启程。这是他一生中第四次北上。李济深告诉他，原则上，已决定组织一个名称为“北京棋艺研究社”的社会性团体。只是，经费还没批下来，社址的问题也还有待于落实。 　　要说最理想的社址，恐怕莫过于风景幽雅的什刹海南沿了。一栋半掩映于绿树丛中的小楼正空闲着。那原是清朝某王爷的府第。庭院宽敞，花木葱笼，山石错落，格调高雅。把棋社安置在这里，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可是，等到棋社筹备组的同志细一打听，才发现形势并不怎么乐观。原来，这里属于“敌伪产业”，刚一解放就被“有关部门”查封了。“有关部门”坚决反对启封。 　　建国初期，政府各个机关的工作作风都很好，发生问题马上就有人出面调查，接受报告马上就有人负责批转，绝少“踢皮球”的不良现象。但是，几经交涉之后，由于“有关部门”的固执，小楼的问题一时还是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最后没有办法，一张“状纸”由章士钊先生直接送到了毛主席那里。多亏有了毛主席的点头认可，“有关部门”总算不吭声了！最后，由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出面，下令将小楼全部“启封”。 　　社址有了。经费问题也意外痛快地解决了。1952年初，周总理在百忙之中，亲自提笔在李济深呈送的“报告”上批示道：“责成文化部拨款七千元，筹建棋社。” 　　同年4月，新中国第一个围棋组织——“北京棋艺研究社”，在首都隆重成立了！李济深愉快地兼任了棋社社长。过惕生、金亚贤、雷葆申等人担任了棋社指导员。 　　鼓乐鞭炮声中，过惕生抚摸着棋社大门口刚刚挂上去的新匾额，不由得浮想联翩！过去的岁月，就象滔滔东去的大江流水，永远一去不复返了！过惕生庆幸呵——自己从此有了固定的职业，有了安谧的环境，再也不必为谋衣求食去四处奔走，去寄人篱下了。多年来一直深藏心中未敢吐露的愿望：“为中华围棋争光”，如今快要成为现实了！ 二十一　初会陈老总 　　1951年冬，过惕生终于实现了心中期待已久的愿望：在李济深家里，他第一次见到了陈毅同志。 　　陈老总在握手之后对他说道：“当年我在皖南打游击时，就听说当地有过氏兄弟，棋艺高强。我差一点真要跑到歙县去找你们哪！” 　　语言是衡量一个人心灵的尺子。听陈老总这么一说，过惕生立即感觉到自己和陈老总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呵，当年，那烽火连天的当年！他何尝不知道，新四军的军部一度就驻扎在黄山脚下的岩寺，与歙县不过是一望之隔。然而这短短的百余里地，在当年却好似一条巨大的鸿沟，隔开了光明与黑暗。 　　 　　过惕生在指导少年棋手 　　“我要是能早点见到您就好了。”过惕生心中默默地念叨着，嘴上却慌乱得连他自己也搞不清都说了些什么！陈老总拉着过惕生坐下之后，又仔细询问了过的生活情况、解放前后这一段的经历，并勉励他为新中国围棋事业做出贡献。在谈到当时正在筹备中的北京棋社时，陈老总爽朗地边笑边告诉过惕生：“我提倡围棋，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向毛主席、周总理请示过，得到批准的。”一席话说得过惕生连连点头不已。同时，他在心中暗骂王平秋糊涂：“什么‘共产党光搞生产，不要围棋’，全是瞎扯！今天真该让他也来听听！” 　　谈话之后，陈老总又拉着过惕生下了盘棋。当他看到过惕生抢着去拿黑子时，陈老总连忙起身拦阻：“在国手面前，我怎么好拿白子哟！”他把装着黑子的棋盒从过惕生手里“抢”了过来。看到过惕生落子时有些拘谨，陈老总又笑了起来：“你怕我做啥子哟？今天，我是你的学生嘛！”陈老总诙谐自如的谈吐和平易近人的风度，使过惕生深受感动。他回想起当年，自己初次陪段祺瑞下棋时那诚惶诚恐的尴尬处境，心中不由得感触万千：“真是换了人间呀！……” 　　也许是受到陈老总笑声的“传染”吧，过惕生终于也一边下棋一边笑了起来。这笑声，冲走了拘谨，冲走了隔阂，冲走了“老总”和“棋手”之间无形的界线！ 　　对局结束了。一数子，双方“巧”成和局。其中奥妙，陈老总一目了然。他半开玩笑地告诫过惕生：“你在让我。下次再这样，我可不答应罗！” 　　呵，这幸福的一天，值得过惕生永生纪念的一天！ 二十二　“北过”美名扬 　　52年北京棋艺研究社成立后，除了负担起组织比赛、辅导后进、出版书刊、兴办茶座等项业务之外，编制也渐渐地扩大了。先后增添了象棋和国际象棋两个项目。 　　在围棋方面，第一批被吸收的棋手是过惕生、金亚贤、雷葆申和汪振雄。后来，汪振雄因故迁居上海，社里又补充吸收了崔云趾。 　　当时，在棋社里负责围棋事务的是王平秋；负责象棋事务的是张雄飞；负责财务的是会计龚安惠。过惕生、金亚贤和象棋方面的张德魁都算是棋社的指导员。他们的工资由文化部发给。待遇大致相等于当时的行政18级干部——每人每月64元。 　　棋社既为棋手提供了可靠的生活保障，更为棋手提供了宝贵的训练条件。当时，棋社订阅了日本出版的全部围棋杂志，还不惜以重金搜集征购了大量的国内外围棋书籍，初步形成了我国第一个较为完整的资料中心。与此同时，棋手们也有组织地进行了许多次小规模的棋艺交流，技术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 　　新社会的棋手们生活都有了保障，再也不必“瞻前顾后”了。于是，大家就都想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各凭真本事决一高低了。过惕生虽然享有盛名，但他以前显露身手大都是在南方，北方棋坛的诸位强豪很少有机会和他交手。1952年前后，不要说成名已久的金亚贤和崔云趾对过惕生的实力有所怀疑，就连身居二、三流棋手行列的雷葆申，也无时不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呢！ 　　过惕生只好在棋盘上“证明”一下自己并非徒有虚名！“切磋”大阵摆开之后，他先与小巧细腻的崔云趾，后与大刀阔斧的金亚贤，总共进行了几十盘棋的较量。结果是令人信服的：大约每下十盘棋，他总可以胜七盘左右。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好成绩。 　　此外，棋社内部还组织了一种经常性的小比赛。参加者还是享有北方“四大高手”之称的过、金、崔、雷四位。比赛采用双循环制。每星期下四局。每一个双循环做为一个阶段。优胜者可获得特制的小红旗一面以资鼓励，还可以领到少量的奖金。52年到54年之间，这样的小比赛在棋社内部先后举办过5次。结果，过惕生一人独得三面小红旗，金亚贤和崔云趾各得一面。 　　几年较量下来，北方的棋手们对过惕生总算服气了。当时，“北京棋社”里棋手的座次排列如下：过惕生棋艺境界最高，尤擅“不战屈人”，故被公推第一。金亚贤刚威勇猛，敢杀敢弃，只是进退不够自如，故此屈居第二。崔云趾棋风稳健、条理分明，虽然对局部战与“收官子”素有研究，但眼界稍窄，过于注重实地，犯了“小巧”二字，只好名列第三。雷葆申则因在实力上比前三人要差“一先”左右而位居最后。 　　1951年7月，过惕生积极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为援朝志愿军制造飞机大炮的围棋义赛活动，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952年初，过惕生在与刘棣怀的第二次正式对抗中，又以三胜一败占据了上风。 　　“十数年来，国内只有过惕生才能在棋盘上遏止住刘棣怀那排山倒海般的怒涛！” 　　在爱好者们此起彼伏的交口赞誉声中，“南刘北过”的美称，从此播扬四海，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