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中国围棋资料和图片展览

aob

解放初期少年儿童围棋活动2

aob

解放初期少年儿童围棋活动3

aob

解放初期少年儿童围棋活动4

[ 本帖最后由 aob 于 2009-9-6 20:14 编辑 ]

aob

解放初期少年儿童围棋活动5

[ 本帖最后由 aob 于 2009-9-6 20:13 编辑 ]

aob

解放初期少年儿童围棋活动6

aob

北京棋艺研究社

沙舟回忆
新中国成立，章士钊从南方也到了北京，成为了毛主席的座上客，章早年支持过毛泽东等人到西方留学，毛泽东自己虽然没有去留学，但是他从章士钊那里要来了不少的钱，作为了湖南籍年轻人的出国的费用。毛泽东一直没有忘了章士钊的这点好处，解放后就用自己的稿费补贴章士钊的生活。
     

张燕卿的夫人龚安惠祖上和章士钊是世交。龚安惠就托章士钊设法营救张燕卿。由于张和日本高层的岸信界那一派有比较特殊的关系，为了利用张的这点可用之处。章士钊就答应了下来，张被放出来以后，在一个暴雨狂风交加的深夜，来到了前海南沿三号，找到了龚安惠，希望龚和他一起去日本。由于这是一项极秘密的行动，龚考虑再三还是留了下来。张一个人只身去了日本。张燕卿虽然是获得了开释和另有他用，但是，前海南沿三号还是作为敌伪财产被继续封存着。
     

龚安惠留在了新中国，留在了北京没有走，引出了另外的一段佳话。那就是在龚安惠穿针引线的作用下，前海南沿三号成为了新中国第一家专业的围棋活动场所——“北京棋艺研究社”的社址。
     

说到社址，参予谋划此事的人们通过种种复杂关系一致看好了前海南沿三号作为预想中的棋社所在地。这个院子虽然说主要是当作了祠堂，但是在张之洞的鼎盛时期还兼着后花院的功能。园中部的一座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当年的画栋雕梁、朱门倚户还依稀可见。楼的前院种有松拍、翠竹、丁香、银杏，相宜处置有太湖石构筑的假山，假山处遮遮掩掩着一座精巧的藤萝架。后院也绿树成荫，多为梨、海棠、核桃等即可观赏又可玩味的各色果树。院落的后门门外是波光潋滟的什刹海，岸边垂柳依依，荷花映日，远眺是燕京八景之一的“银锭观山”和颇负盛名的京城名馆“烤肉季”。幽静、典雅集于一身；宽敞、明亮会于一处。所以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李济深及梅兰芳、周士观等社会名流作为棋社后援人士均十分满意于此。
     

    北京棋艺研究社在什么都要以级别论处的官本位体制下，根本就论不上级别。非党政机关、非科研院所、非事业单位、非工、非农、非商、非学校，就更惶论局级和处级。但是，就这么个非驴非马的单位却大有来头。
     

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首先是陈毅元帅以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把上海的围棋活动开展了起来，这是高瞻远瞩的一步大棋，有此才有如今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肩而立成鼎足之势的大好局面，否则这项国艺被日韩占先岂不扫了我们中国人的脸面。
     

　　新中国的围棋元老之一的过惕生解放初期客居上海，见到自己昔日的棋友顾水如、王幼宸、刘棣怀等都接到了上海市政府的聘书成了上海文史馆馆员，居有屋食有鱼，日常工作就是下棋，他也无比振奋，从中看到了中国围棋的希望，便决定北上到京，在北京也搞出开展围棋活动的名堂。在围棋魅力的感召下，过老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北京方面上至中央政府领导人下至普通爱好者们的一致拥护和响应。1950年6月他为此第一次来京，便见到了时任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而由上海赴京行前他已得到了著名社会活动家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此事和李济深商谈之后，深得李的赞许，李和过作了分工：上面，由李负责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打报告，提出成立申请和所需费用；下面，由过老负责，广征棋友广通消息。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朝鲜又燃战火，李济深的报告上去以后迟迟没有消息。在京逗留了半年之久，尚得不到准确答复的过惕生只好怏怏回到上海。1951年夏，距上次到京近一年，终于从北京传来消息，电告过老：“火速来京，筹办棋社。”这是李济深副主席亲自发给过惕生的电报全文。
     

过老放下手头上的一切工作，当日启程，再赴北京。李济深告诉他说：原则上已决定成立一个名称为“北京棋艺研究社”的社会团体，只是经费和社址还均无下落，尚须等候
     

争取。
     

　　但是等到具体落实社址到了前海南沿三号后，细一打听，方知这处房子还是“敌伪财产”，还被封存着。“没有办法，一张‘诉状’由龚安惠送交给了章士钊先生，然后又直接由章送到了毛主席那里。多亏有了毛主席的点头认可，‘有关部门’总算不吭声了！最后，由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出面，下令将前海南沿三号全部启封。”
     

　　社址有了以后，周总理亲笔批的款项——“责成文化部拨款七千元，筹建棋社”也到了位。一切就绪，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亲笔书写的“北京棋艺研究社”为遒劲的魏碑体，写在了长约三尺，宽约5寸的宣纸上，裱过以后镶在镜框里挂到了棋社办公室正堂。这幅颇有纪念意义的题字直到文革破四旧前夕都一直好好地挂着，文革中的“红八月”才被红卫兵贴上的“庙小神灵大　池浅王八多”的革命对联所代替，题字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如今早已不知去向。
     

　　“庙小神灵大”，此话倒也符合棋社实际，毛主席的认可，周总理的亲笔拨款，实属千古难得，为历朝历代所仅见。李济深副主席题匾，更兼有徐悲鸿、齐白石、关山月、吴作人等大家的字画作为贺礼，顿使棋社蓬荜生辉。1952年初棋社开幕剪彩那天，梅兰芳等亲来祝兴，诚可谓高朋满座盛友如云，一时成为棋界美谈。
     

　　李济深高兴地兼任了棋社社长（据有的说法认为这一职位及名称不一定确实），周士观、罗北一等担任副社长。龚安惠担任棋社会计，王平秋负责棋社常务，过惕生、金亚贤、汪振雄、雷葆申等被聘为棋社指导员。
     

　　政府拨款主要用于修理房屋，添置桌椅棋具等用，并不包括专职指导员、会计等人的工资开支，是梅兰芳、周士观等人自己掏钱设立了基金每月为他们数人开支。这些人为围棋事业所作出的默默无闻的贡献，如果不是此文披露将可能永远湮没而不为世人所知。
     

　　据说梅兰芳在棋社的筹建过程中曾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远不止拿出钱款。在此，向这位人民喜爱的戏曲艺术大师表示怀念和感谢。
     

　　北京棋艺研究社主要使用了小楼一层的五间房子，最西两间对外开放，群众买张门票进去可以下上一天。面积约40平米，虽说不算很大，但是老百姓终于有了一处可以自由对弈的场所。中间两间是指导员们用以研究、内部比赛之用的，不对外开放的房间，一般人员不得入内。最东一间和研究室同出一门是里外间，是社长的办公室。会计室设在龚安惠的居室内，是院子中部一溜三间平房。前院西边有一溜稍低矮些的平房约有五、六间，是茶房和食堂，供烧水做饭使用。
     

棋社负担组织比赛，培养新人，出版社刊等工作。后来的许多围棋国手都在这里受过训练，他们中最杰出者聂卫平10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这里学围棋，成为了当年独领中、日、韩三国围棋风骚的著名棋手。
     

前海南沿三号和北京棋艺研究社以它独特的方式在历史上、在围棋爱好者心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aob

解放初期广东围棋

建国初，广州较出名的围棋手有孔庆隆、卢作尧、范振邦、邓荷农和黄逢春。　　1956年广州市曾组队参加全国围棋比赛。　　1958年广东省棋队成立，设围棋项目，参加集训的棋手有孔庆隆、余文辉、黄汝平和钟锡龙，教练是邓荷农。　　1959年广东省举行首届围棋比赛，孔庆隆获第一。1960年第二届省围棋赛，钟锡龙夺魁。　　50年代后期，陈毅副总理（全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到广州视察时，发现广州没有开展围棋活动，便建议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提倡。广州有关领导对此十分重视，业余围棋爱好者更受鼓舞。孙乐宜副市长亲任广州市围棋协会主席（后曾任全国围棋协会副主席），责成市体委等有关单位采取得力措施：①1962年创办一所广州业余围棋学校，并在大北路选定100多米平方米的大厅为校舍。校长是棋坛宿将陈松顺，钟惠华任教导主任，聘请本地及外地棋手任围棋教师。同时在全市多所中、小学校开展业余围棋活动。②1962年调北京名手齐曾矩为专业围棋队教练，调广西名手袁北骥为围棋学校专职教师。齐曾矩是孙副市长出面请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函请陈毅副总理帮助调来的。　　围棋学校以其正规、系统而富有成效的教学，为广州培养了一批技术较全面、富有进取精神的青少年棋手。该校学员陈志刚、容坚行、陈嘉锐、黄妙玲（女）等后来都成为广东围棋队的主力。


广州市棋艺研究社

是广州市象棋、围棋、国际象棋的群众业余组织，成立于1956年。它的任务是团结组织广大棋艺工作者、爱好者,组织棋赛,交流经验，提高棋艺水平，培养骨干及后备力量。建社以后，先后建立了广州市棋手等级制度，开办了象棋函授班，成立了象棋业余表演队

[ 本帖最后由 aob 于 2009-9-7 20:25 编辑 ]

aob

早期北京培养少儿棋手活动

五十年代中后期，陈毅元帅兼任副总理以后，经请示毛主席、周总理同意，大力提倡开展围棋活动。在这一背景下，各地都蓬蓬勃勃地兴起了以围棋为主的棋类普及和比赛活动。北京培养少年儿童学围棋的场所当时主要有两处，一处是雷溥华、雷葆申兄弟主掌的中山公园棋艺室，聂卫平、聂继波、聂姗姗兄妹最早曾在那里学过棋。另一处是西城区体委抓的点——官园业余体校下设的围棋训练班（即现在的官园中国青少年活动中心所在地），主持教练工作的是赵子良先生。赵先生1920年生人，祖居北京，解放初，家中的瓷器店有爷爷和父亲掌管，他酷爱围棋，北京棋艺研究社成立后，就拜过惕生为师，常常求教。那时学棋不交学费，但下完棋请老师上烤肉季撮顿是必不可少的。
  和过老有了师生之谊，西城体委的官园体校开展围棋活动没有师资，他们请棋社在人力上支持，过老便介绍赵子良前往。从1959年起，赵子良即开始了以教棋为主要内容的生涯。现在中国棋院围棋部工作的业余六段好手金同实不是第一期也是第二期赵先生的学生。1964年进北京棋队的女棋手刘月如是1961年前后到该围棋班学棋的学生。
　　官园围棋班虽没有培养出一流的专业棋手，但在普及方面成绩卓著，北京三中、四十一中、北京女三中等学校学生中下围棋成风，像三中几乎半个班的学生都会下，这不能不说是赵先生的功劳。
　　赵先生对围棋的执迷非常人可比，官园围棋班墙上贴有一副他撰写的对联——上联：纵横局中藏宇宙；下联：黑白子里现人生；横批：对立统一。他视围棋为宇宙为人生，足见围棋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这副对联文革时使他吃了大苦头，就为了对联，红卫兵说他反毛泽东思想，被揪斗的死去活来。当年围棋班设在官园一进大门右手一排的三间旧平房内，冬天没有暖气，赵先生每日早早来到，生上煤球炉子。但即便如此，三间大房子因门窗都不严，教课时他仍不得不围着围巾穿着大衣给大家上课。有时天气实在太冷，他就把几个得意门生请到自己家里去上课，六十年代初正是三年自然灾害阶段，到了他家学棋不说，赵老师还准备了几块烤白薯给自己的学生加餐。那时体校仅提供了简单桌椅棋具，教材全是赵先生自己拿出私藏的棋谱供学生借阅传看，这些书都是他从解放前就开始收购的心爱之物，但为了让学生长棋从不吝惜，记得曾有一本（木尾）原武雄著述的《筋与形》，就让他的学生看散了，看丢了。
　　赵老师对业余教棋的执著与认真至今仍给许多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是他生性清高孤僻，心胸不够豁达，极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这些也多少影响了他的事业的顺利和发展。由于他对围棋看得十分重，以至爱屋及乌，把自己的学生也视为己物，不允许越雷池半步。
　　1962年，国家体委举办六城市（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合肥、杭州）少年儿童围棋赛。此前北京进行了选拔，选拔赛由赵先生主持，当年的北京只有中山公园棋艺室和官园有新训练出的小孩子，参加的人并不多，搞循环赛完全有条件，但比赛还是采用了单淘汰制，也不进行抽签。官园的刘骆生第一轮就对中山公园的聂继波，赵先生希望刘淘汰了聂，可以为官园争光。其时，刘骆生学棋还不到一年，而聂继波和聂卫平兄弟已在京城围棋圈子里小有名气，刘当时还不是聂继波的对手，聂继波那次是北京市的儿童冠军（聂卫平亚军），赵先生希望的胜利自然难以实现。从当时实力上说二聂和刘骆生是北京儿童中最强的三位。虽是淘汰赛，但在参加六城市赛的北京队代表名单上还是将刘也列入了其中，给刘也发了运动服，并到其就读的大水车小学请好了假。大水车小学多少年才出了个能参加全国赛的学生，学校自然把这事当成了光荣，校长接见、大会表扬，刘一时成了学校树立起的好学生典型。谁知热闹劲还没过去，赵又通知学校取消刘骆生的参赛资格，收回了运动服，刘在学校的好印象随之而一落干丈。这件事整个拿大水车小学和刘骆生本人开了个玩笑。
　　刘为何又被取消了参赛资格？根本原因是刘骆生的姐姐刘月如在六城市即将比赛前，向赵先生提出以后到北京棋艺研究社学棋，赵先生劝阻无效便拿其弟开了刀。此后刘骆生就再不到官园去，也不下棋了。赵老师事后可能又觉得当初的作法过份，多次到刘家找家长劝学，其情也真，其意也切，至少去了有六趟之多。
　　刘月如参加六城市赛的资格就更不在话下，六城市少儿围棋赛北京参赛人选最后确定为：男少年：金同实、宋维舟（官园选手）；男儿童：聂继波、聂卫平、陈文泰（官园）；女选手不分少年儿童，是：聂姗姗、赵亚葵（赵先生之女）。刘月如虽未参赛，但她和当年的全国女子冠亚军吴传穗、魏昕水平不分高下，明显要强于第三名的赵翰梅。1963年7月国家围棋集训队调了四名女棋手参训，其中就是刘月如、吴、魏和王玲玲等四人。
　　这次六城市少儿围棋赛，金同实打了少年第五名，聂卫平是儿童第三。少年组的前三名分别为：王汝南、姜国震、华以刚，第六名是邱鑫。通过这次比赛可看出，当年金同实和王汝南等四人可以说大致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这四位都曾是国家队队员，但金同实却连一天专业运动员都没当过。王汝南的老师是黄永吉，华、邱的老师是刘棣怀等上海国手，到了1964年全国赛，王汝南已是全国第五名，而金同实则在三十名开外，这之中不无赵先生消极因素的影响。1964年金同实在北京的少儿棋手中还居优势地位，所以入选北京代表队参加了全国赛。杭州赛罢归来，北京棋艺研究社负责人段清汉几次邀金同实到棋社去学棋，这对于金同实来讲无疑是提高棋艺的更佳选择，当年过惕生、金亚贤等都是全国知名高手，他们的水平见识远在赵先生之上，以今天的眼光看，金同实能去棋社学棋好比从中学迈进了大学，无论对他本人、对赵先生来说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是当年的金同实缘于年少，缘于一种带有浓厚行帮色彩的守旧意识，他竟认为如果离开官园到棋社去学棋，岂不是改换门庭，招人唾骂的背叛行为。其实要想成为一流的国手，哪能总守着启蒙老师而不离开呢！多少国手，多少世界一流的名手无不是若干老师充当了他们成材路上的人梯，他们才得以站在了最高顶峰上。作为学生绝不可因为自己功成名就就不认曾指教过自己的老师，哪怕是知名度很低的启蒙老师；作为老师均不可把学生当成一己之私有，学生一旦再拜了别的老师就视为大逆不道；这都不利于人才的成长。金同实错过了这几次机会后，加上其他一些并非多了不起的原因，尽管他是当年北京青少年棋手中水平出类拔萃者，但当1964年夏天组建北京棋队时他却无缘入选当一名职业棋手。他和刘骆生都是无辜的，但却都成了命运的牺牲品。相比之下，今天的少年棋手们比起这二位来讲不知要幸运多少，今天成才的路比那时要平坦的多，温故而知新，今天小孩子学围棋的大好局面真可谓是黄金时代了。
　　在1962年六城市少儿围棋赛的推动下，尤其是陈毅副总理亲自给小棋手颁发奖状的照片公开发表以后，在全国掀起了少儿学围棋热，就在这一年北京棋艺研究社、北京市少年宫等也都开设了围棋班，抓起了少儿围棋的培养工作。由于门户的增多，一年一次的北京市少儿棋类赛成了北京棋坛上的重头戏，一方面是小棋手们互相要赛出个高低，另方面个人名次之中又有不同山头的荣誉。1962年时北京搞选拔赛女棋手只有聂姗姗、赵亚葵参加（刘月如当时还高于这二位可以不经选拔直接参赛），到了1964年就又有一批小女孩了，男少儿不必说，争夺愈加激烈，究竟鹿死谁手，

到了1962年，北京青年棋手中颇有水平的韩念文脱颖而出，他也是个对棋非常执迷的人。他原本是北京精密仪器制造学校的学生，为了下棋放弃了学业，一天到晚泡在棋社，过惕生见他孺子可教，便不时加以指点，后来他成了棋社专职教棋的教练，主要负责教小孩们学棋。这一年先后有已经具备了初学水平的吴玉林、程晓流、赵国斌等，1963年以后又有金国苓、刘骆生、谭炎午、朱振南，再以后有高旭光、张书泰等都汇集于他门下。当时吴玉林、金国苓是十三中，程晓流是河北北京中学等重点学校的学生，在校都是出类拔萃的学习尖子，原本聪慧，经他指教，进步神速。1963年学棋才一年多点的吴玉林就打了北京市少年甲组第一。聂卫平是儿童组第一（其余人名次不可考）。
　　这时的北京棋坛比五十年代活跃多了，中青年有韩念文、姜英威（1963年国家体委授予初段）、赵子良、孙彦章、蔡超尘、薛文增、马金泉等争座次，杀得是你死我活天昏地暗。少儿棋手们互相之间争夺得也很激烈。中山公园的二聂（聂卫平、聂继波），官园的金同实、彭申久，棋社的吴玉林、程晓流等也都各不相让，少年棋手之间的竞争更具一种特别情怀，除了要比比棋艺，还都肩负着为各自的门户争光的重任。这种小孩子们之间的争斗在1963年时还不明显，到1964年儿童组的聂卫平破格（甲组要满15周岁）报了甲组的名，使得甲组顿时好手云集，一个个都擦拳摩掌互不服气、暗中较劲。
　　北京市那些年的少儿围棋赛是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体委联合举办的，时间都固定在放暑假的八月，地点也始终定在北京市少年宫的大礼堂，三项棋加起来有七、八百人，近千平米的礼堂内挤得满满的。由于是“官办”，较之现在的民办公助的北京市少儿比赛正规多了。奖状上都盖有团市委和市体委的章。
　　比赛开幕这天，好几百孩子们聚在一起，能有望夺魁的自会油然生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暴露一下内心中急于夺冠的想法，说些豪言壮语都是很自然的真情流露。
　　当到了少年宫大礼堂门外时，聂卫平遇到了金同实便冒出一句：这次甲组比赛咱俩谁赢谁肯定是冠军。从实力上讲，金同实的水平当时确属北京少年第一的地位，至少比其他人好一先以上。聂卫平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实力，从小他就有一种作为运动员来讲十分可贵的性格优势——无以伦比的自信。
　　这话恰恰又被棋社的学生们听了去，又都是正年青气盛的少年郎，一个个都觉得这话未免太“刺激”，私下议论后都憋着口气——拼命也要争冠军。他们制定的策略是，谁赢了金同实，其他人全给他让路，碰上就输。棋社的学生棋上不占优势但人数上占多数，最后进入决赛的八人中，除了金同实、聂卫平外，其余六人是吴玉林、程晓流、金国苓、赵国斌、朱振南、郭强，全是棋社的。另外他们还下定决心和聂卫平死拼到底。决赛开始，第二轮金国苓就碰上了金同实，金国苓学棋比吴、程稍晚，但进步较快，对上手具有了相当冲击力，加上金同实由于大意，未免轻视这盘棋，被善于斗力的金国苓乱中取了胜。如果没有棋社学生内部自己的约定，金国苓当年要赢吴、程尚有难度，所以金同实如只输了这一盘其余全胜夺冠还是没问题的。但接下去金国苓除了下平聂卫平，其余的胜利就顺利多了。等金同实看到金国苓连连获胜，方知那盘输得太“大”，虽经奋力以后一盘未败，却已于事无补，悔之晚矣。
　　那一年的名次如下：冠军金国苓、亚军金同实，三至八名是：程晓流、吴玉林、赵国斌、聂卫平、朱振南、郭强。
　　当年，聂卫平输了最后一局棋，名次跌至第六后，不禁在礼堂前汉白玉栏杆下一角失声痛哭，给当年在场的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写此文前韩念文先生特意打电话告之笔者：有的文章说聂卫平是围棋天才，从小就很少输棋，一出道就如何如何厉害，与事实不符，聂卫平也输棋，可贵的是他输了棋，志气不减，反而更加发奋。聂卫平在围棋上下的功夫和所取得成就是成正比的。写文章时要把他输棋写出来，让世人知道没有不输棋的围棋天才。
　　到1964年，北京市的少年女棋手也茁壮成长，在西城少年之家培养出了一拨女棋手的好苗子。这几人六年级开始学下棋，根本不影响功课，考初中时分别考上了当时是北京市重点的女三中和北大附中等学校。她们中较有前途的是：李香满、王幼慧、郁力娜（北京女三中）、邢辂（北大附中）等。这几人后来还都被1964年8月以后成立的北京围棋队吸收去集训过，作为专业棋手培养。北京棋队老领队沈尺卿对这几人十分喜爱，按老的说法，这几人各方面的素质比后来的女队员都好。1966年初王幼慧、郁力娜等都曾作为北京棋队的专业围棋运动员考察过，已通过了组织上政审其父母档案这一关。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她们也许将成为较早在北京市成名的女棋手。文化大革命的浊风恶雨彻底葬送了她们几人在围棋方面的发展。王幼慧1968年下乡去了吉林、李香满去了陕西、郁力娜去了云南、邢辂去了内蒙。邢辂的命运最惨，她的父母都是全总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且有相当造诣。邢辂各方面素养都很不错，并且容貌出众。先是其父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杀，其母又被遣送到干校，其兄到云南，一家骨肉天各一方。她在实在看不到前景的情况下，插队后的第三年在北京家中喝敌敌畏自杀，死时年仅十八岁。
　　王幼慧在26年后，还以当年的围棋功底参加了1992年北京市第七届职工运动会的围棋比赛，并取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绩，在她前面有前北京棋队的两位职业棋手。26年没摸棋子，还能有此上佳表现，足见当年的基本功还是满不错的。

博浪无槌

原帖由 aob 于 2009-9-7 20:40 发表
……邢辂的命运最惨，她的父母都是全总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且有相当造诣。邢辂各方面素养都很不错，并且容貌出众。先是其父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杀，其母又被遣送到干校，其兄到云南，一家骨肉天各一方。她在实在看不到前景的情况下，插队后的第三年在北京家中喝敌敌畏自杀，死时年仅十八岁。 ...

红颜薄命啊~

aob

有关北京棋艺研究社补充介绍

棋社地址确认后，但经费和领导从属问题尚未能解决。又多亏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有关报告上批了“责成文化部拨款七千元筹建棋社”，才算解决了全部难题。终于，１９５２年４月成立了由文化部门领导的新中国第一个开展棋艺活动的社会团体――北京棋艺研究社，并由李济深先生出任第一任社长。
    北京棋艺研究社成立后，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对北京棋艺事业更是一个很大推动。１９５３年后又成立了社务委员会，领导日常工作。现将第一届社务委员会名单抄录于后，由此可见当时组织的大概轮廓和工作范畴了。
    主任委员：黄绍纮
    副主任委员：罗任一
    委员：黄绍纮、过惕生、过旭初、齐曾巨、李一飞、周士观、王又庸、郑卓人、金亚贤、李乙尊、雷葆申、陈连舫、罗任一、赵秉义、俞敏、巨赞、孟昭威、蔡超尘、杨树寿、姚凌九、崔云趾。
    业务组组长：王又庸
    指导员：过惕生、金亚贤、崔云趾、雷葆申、张德魁。
    秘书组组长：雷葆申。
    以上这些人，只有少数人是在棋社开支的，其余都是业余参加的。这样的领导方式持续到１９５６年因为棋类工作划归体委领导，市体委才开始派人接管此项工作。

聂卫平回忆

北京棋社成立于1952年，占了一层的5间房，其中两间是对外营业，实行会员制，大致每人每月交1元钱，随便下，茶水小吃则单算。棋社安排教员，给初级者讲解，有问有答，乐在棋中。对一些有希望的小孩，棋社则免费培养，分文不取。棋社延长了老一辈的棋手的围棋之路，同时培养了像与我同辈的，常振明、谭炎午、吴玉林、程晓流等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还有几位专做业余普及方面，也卓有成效，像翟燕生、韩念文，刘月茹等。

   起初我的师父“小过老”和师娘就住在门房，非常小的一间屋子，过去给佣人住的，大概放一张单人床，撑死加个写字台。我爸爸送我去棋社学棋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和“小过老”一商量，全都搬到我家里住。我家当时住南池子，家中30来米的房子有4间，我爸爸腾出了一间给了“小过老”住。我当然很高兴，放了学，经常去“小过老”那屋。不过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像卫生间，洗澡什么的。小过老在我家大概住了两年。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是我家的常客，他了解情况之后，经多方努力，在光明楼给了“小过老”一个一居室，“小过老”到50来岁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如今，这座院子早已挤满了住户，由于临近后海，这个地方属于文物保护地段，因此这个大院现在还在，今后可能还会存在下去。能占这个地方很波折，当时属于“敌伪财产”，是被封存的，有空再说，张家老宅启封的前前后后。

aob

梅兰芳与吴清源

吴清源回忆

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作为日中文化交流项目之一的中国京剧代表团应朝日新闻社的邀请来到日本访问。京剧是中国传统戏剧，比日本歌舞伎的历史更为悠久，深受民众的喜爱。这个京剧访问团团长是著名演员梅兰芳先生，副团长则是现任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先生。

   在我童年的时候，梅兰芳已是一位家喻户晓、深受欢迎的年轻名演员了。像我一般大小的孩子都非常崇拜他。早在战前，大仓喜七郎男爵就邀请过梅兰芳京剧团访问日本，这回则是他第三次访日。

   我在第一章提到的李律阁、李择一两位姨父是李氏家族中最有钱势的大富翁。我小时候，李择一曾写过一个剧本，由梅兰芳先生主演。从此，李择一全家都成为梅先生的捧场者，互相保持着密切往来。后经李择一的介绍，我也结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舞台明星，并承蒙他的看重，誉我为“围棋天才少年”。

   梅兰芳到达日本后，我很想见到他，便专程赶到他下榻的宾馆看望他。记得多贺谷先生也同行作陪。尽管我们阔别三十年，但一见面就热烈地谈论起来。梅先生很关心地问到：“如何才能使中国的围棋振兴起来？”我回答：“要振兴中国的围棋，首先要发现天才少年，送他们到目前的围棋先进国——日本深造。这是一条捷径。”

   临别时，我把自己的围棋全集赠送给了梅先生，他也送我一套《梅兰芳剧本选集》及《舞台生活四十年》。我还得到了访日演出《霸王别姬》的请帖，与妻子共同欣赏了京剧艺术。梅先生的表演技艺精湛绝伦，从他的唱工、扮相及做派不仅看不出他已年届花甲，相反地，他那纯熟的演技中蕴涵着无限的魅力，连我这个门外汉也被深深吸引住了。这使我再次领会了“艺深无止境，功到自然成”的道理。我也暗下决心，要在棋盘面前再接再厉，精益求精。

   京剧团回国几个月后，梅先生写来一封信。说他回国后立刻拜托朋友顾水如先生，物色到两个围棋天才少年。想送他们到日本来深造，问我能否收留二人做徒弟。这两个少年便是陈祖德和陈锡明。我回信答复说，我本来很愿意收下二人，但小田原离日本棋院较远，加上老母多病，我家实在难以寄宿。还须找个更合适的人家。谁知后来长崎发生了“国旗事件”，中日再次断交，此事也就搁浅了。直到六年以后，陈祖德与陈锡明，还有另外三名棋手作为战后第一个中日友好围棋访日团成员，才终于来到了日本，他们与日本的年轻职业棋士进行了多场比赛，其中唯有，17岁的陈祖德以四胜三负的比分领先，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出发前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嘱咐他“到了日本，别忘了拜访吴清源先生”。后来他果然来我家里做客。我深有感触地想到，倘若没有国境之分，这个少年便可自由出入日本棋院与我家，那该有多好啊！

[ 本帖最后由 aob 于 2009-9-9 13:08 编辑 ]

阿扬

这个注定会成为名帖！

月落听风

好贴！这个要顶，希望继续坚持

aob

50年代上海围棋比赛

1951年间，上海地方名手举行春季及秋季围棋比赛，参加者有刘棣怀、
　　过惕生、胡沛泉、王志贤及由北京迁到上海的名手王幼宸。比赛采用升降
　　制，目的是为了产生中国的段位棋手。其中刘棣怀1942年间曾被日本棋手
　　认可为四段，又是当时常下对子棋的一线高手，因此以刘为“标准”四段，
　　用以衡量其他棋手达到的水平，王幼宸、过惕生则暂定为三段。至1951年
　　9 月，王幼宸因在春、秋两次比赛中均获得第一名，晋升为四段棋手。在
　　当时国内仅有几名四段棋手的情况下，王的升段，被视为棋界的大事，《
　　围棋纪录》对此当然要加以宣传。这样，王幼宸就成为和顾水如、刘棣怀
　　同等级的棋手了。


1955年2 月，上海市文史馆举办“上海市棋友谊赛”，这是建国初期
　　第一次由市级单位主办的重要角逐，顾水如、刘棣怀、魏海鸿、王幼宸、
　　汪振雄、董文渊、曹钧石、林勉、王志贤、陈修贤等南方棋界精英全部登
　　场献技。比赛前后历时两个月，结果魏海鸿、刘棣怀分别获得冠亚军。顾
　　水如发挥得有失水准，仅得第六名，这于他长期不下对子棋有一定关系。
　　从此顾水如只担任上海市或全国棋赛的裁判长工作，不再参加国内任何比
　　赛。
1957年 8月，上海市举行规模较大的首届全市围棋比赛，共80人参加。
　　比赛分初赛、复赛、决赛三阶段进行，结果刘棣怀艺冠群雄，夺得冠军.当年
刘代表上海出席了全国围棋锦标赛。

1958年7月，上海举办首届青少年围棋赛。8月举行了第二届全市比赛，获得冠、亚军的刘棣怀、王幼宸，代表上海出席了当年的全国锦标赛，刘获得冠军，王获得亚军。

[ 本帖最后由 aob 于 2009-9-12 19:30 编辑 ]

aob

解放初期各地围棋1

西安的围棋活动，经过了近千年的衰落之后，至解放前后时已不堪回首。当时会下围棋的人屈指可数，其中胡沛权先生值得一提。他15岁学棋即有小成，后在西安罕有对手，解放后刘棣怀等棋界名流来西安，多次与他对阵，对之评价甚高。五十年代，西安市成立了围棋协会，开始进行围棋的普及活动。1957年，西安成为全国棋类锦标赛围棋赛的一个赛区，首次承办了全国性围棋赛。此后，陕西虽多次组队参加全国性围棋赛，但由于水平低，均是榜上无名。六十年代初，西安的围棋爱好者在市体育场搞了个“围棋之家”，有了第一个围棋活动场所。1964年，市体委投资在革命公园修建了“棋艺之家”，吸引了一大批围棋爱好者。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围棋成了封、资、修的东西，“棋艺之家”也被查封。面对这种情况，这些围棋爱好者不甘寂寞，但又不能公开对抗，就在市43中历史教师王成初的带领下，在市43中校园里偷偷搞了个“棋艺园地”，带出了一批爱好围棋的中学生，其中赵子儒、洪兰生、周思景等后来都成为西安市普及围棋的中坚力量。



尽管武汉自古即有“九省通衢”之称，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商贾云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之一的围棋在此地却弈风并不盛。魏海鸿是解放前湖北最有名的棋手，可是由于在内地围棋环境太差，不得不经常往返于汉口、上海之间进行交流，曾先后战胜小杉丁四段、上田一朗四段等多名访华的日本棋手，并受二子击败日本大名鼎鼎的木谷实六段，与顾水如、刘棣怀、陈藻藩并称为建国前上海“棋界四家”。新中国成立后，魏海鸿迁往上海，武汉的棋坛更现冷落。刘炳文曾雄霸江城棋坛多年，五、六十年代多次代表湖北省参加全国比赛，1961年的全国赛上先后击败过刘棣怀、过惕生等名将。1964年被国家体委授予三段。其后，随着年事渐高，刘炳文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了培养青少年棋手之上，目前活跃于武汉棋坛的专业棋手和业余高手，绝大部分都曾得到过刘老的指点，其严谨朴实的教学作风、不计报酬、不辞劳苦、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在解放初期，棋迷们下棋往往没有固定的场所。当时，棋手们经济上大都较为拮据，许多人不得不靠下彩棋来维持生计，而被视为一种赌博形式的彩棋，是被公安部门所明令禁止的。因此，想下棋的棋手就只好在几家茶馆之间打起了“游击”，象汉口的洞天居茶楼等处，不时就可见到棋迷们的身影。不过，在当时围棋无论是在社会影响还是在群众基础上，都是远远无法和象棋匹敌的，因而在茶馆之中活跃的绝大多数还是下象棋的，围棋只不过偶尔露峥嵘而已。从1957年的首届全国围棋锦标赛开始，围棋终于有了自己的全国性比赛，其作为体育项目的身份也名正言顺起来，棋手们的活动也逐渐从“地下”转向正规化。但当时还不存在专业棋手这么一说，就拿武汉的围棋项目来看吧，除邵福棠外当时的棋手平时一般都从事着与下棋完全无关的职业，只有到大赛来临时，才聚在一起选拔集训一下，临时组建成一支队伍，比赛之后棋队又立马解散。由于看到当时棋手年龄普遍偏大，且存在着后继乏人的趋势，棋界人才均感到培养青少年棋手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于是，在传统的家教式培训方式基础上，培训班这样一种规模较大的集中启蒙、培训方式亦随之诞生。
1960年，邵福棠、刘炳文在李义庭的主持下，在武汉体育馆办起了第一个围棋短训班。在武昌有一所第15中学，该校的李益谦老师酷爱围棋，在他的力邀之下，刘炳文于1964年在15中又办了一个培训班，从这里后来走出了刘乾利、王新洲、李文伟等一批在武汉专业、业余棋坛叱咤一时的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