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于宝华王力：天津棋史考 - 飞扬围棋

围棋活动发祥于古代中国黄河流域，迄今至少已有四千年的历史。而先秦时期的黄河流经天津入海。在这片土地上，围棋文化植基深厚，传统悠久。

天津建城垂六百余年。中心城区附近自有人群聚落记载，便有围棋活动存在。无论考古发现还是文献揭示，六百年天津地区民间围棋流传有绪，不绝如带。

天津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最早记载天津城区聚落起源的是《金史·完颜佐传》，其中说，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为维护漕运转输，曾提升武清巡检完颜佐为都统，守卫直沽寨。据今人考证，直沽寨在今天津红桥区西青道一带，或略偏南。元代，直沽寨改为海津镇。镇、寨之称显示其军事意义极为浓重。

进入21世纪以来，当年海津镇附近的海丰镇（今河北黄骅境）经多次考古发掘，从金代遗址坑内出土瓷质围棋子一副。海丰镇清代属天津府辖。棋子的出土证明，早在金代天津地区已有围棋活动。

明代天津城市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建立明朝后分封诸子为王，其第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戍守北平。1398年明太祖死。因太子早逝，由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惠帝。燕王凭借十几年戎马生涯和苦心经营，决定与侄争位。他率兵由直沽“济渡沧州”，开始大规模南征的军事活动。历经数年，于1402年攻入南京，夺得皇位，是为成祖。

朱棣为纪念发兵的龙兴之地，把直沽渡河的地方赐名“天津”。天津，即天子津渡之地。朱元璋和朱棣都是围棋爱好者，朱棣和刘基之子刘璟对弈的棋话著在棋史。由于史料阙如，朱棣在天津没有留下对弈的史迹。但他留下了一个沿用至今600余年的天津地名。

濒临渤海的天津是中国著名的产盐区。明在开国之初即设“河间长芦都转盐运司”，管辖天津为中心的海盐产区。长芦盐业滋育了天津围棋。在长芦盐场境内大量古迹中，有一处“仙人台”，为明代以前的遗迹，上有围棋烂柯仙人石造像一具。（见《（嘉庆）长芦盐法志·余编》卷10，按：该书古遗存收入下限至明末，清代不收）反映从那时起，围棋文化已经融入本地民俗。

在中国北方，天津称得上是一座围棋活动历史悠久，群众基础广泛活跃，文化积淀浓重深厚的城市。

然而，具体而深入的围棋活动却是在清代以后才渐渐从各种文献中反映出来。

早在康熙初年，天津棋手高钦如已是全国棋坛翘楚。他与江南名手吴贞吉、张吕陈等人的对局载于《不古编》，传存至今。

《不古编》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刊印于福州的一部棋书，选载清初盛大有、周懒予、周东侯、黄龙士、高钦如、吴贞吉等二十名棋手的对局66局。书名“不古”，取义弈艺日新，不以古见囿之。书中评说高钦如行棋“有轻裘缓带之妙，非管窥蠡测所能探其底蕴”者，显示高钦如的棋艺水平已达到抗衡江南第一流棋手的程度。

康熙以降，文人棋手的事迹，较多的出现在史籍中。著名学者杭世骏、文坛领袖袁枚、诗人赵执信、张问陶都是《弈人传》著录中的佼佼者。这些人与天津的渊源极深，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生活在天津。

杭世骏不但长期生活在天津，还与天津的盐商结为儿女亲家。诗人赵执信在他生涯最困难的时候寓居天津，完成诗作《海鸥小集》。张问陶则在天津培养了梅成栋、崔旭二位足资向世人夸耀的学生。正是这二位学生创造了嘉道以来天津地方文化的巅峰。而袁枚最欣赏天津私家园林的文化底蕴，他把天津的“水西庄”和扬州的“小玲珑山馆”、杭州的“小山堂”、“瓶花斋”并称为文人最理想的雅集之所。此外，知名文人棋手张鹏翀、秦蕙田等人皆有涉津事迹（见叶修成《紫芥掇实--水西庄查氏家族文化研究》）。

在有关天津地方的志书中，也不乏以弈技擅长入传者。如《天津县新志》卷21之三《刘锡传》载：“锡风姿玉立，工书画、善饮，凡弈棋歌曲之属罔不擅长”。又《（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7《人物》有金銓“赋性中和，不求名誉”，“善弈工诗”。诸如此类的记载表明，康乾以来，弈棋已经是津门文人雅士、社会贤达不可或缺的一项才艺展现组成，在城市文化中占据着备受重视的地位。

这一切预示着，随着天津城市文化史料的不断发掘，中国古典围棋在天津还将有更佳的表现。

知名国手在天津地区活动的确切记录最早见于嘉庆年间。据道光六年（1826）天津出版的《绘声园弈谱》，嘉庆年间十八国手代表潘景斋自江南挟艺出游京师途中“舟出丁沽”，登岸到附近的私家园林“绘声园”作过短期访问，与绘声园主人郭谦弈棋交流并有愿为主人代刊《弈谱》等情事。书中还提到绘声园乃是当地棋社所在。此事黄俊《弈人传》以及张如安《中国围棋史》都有转述。

丁沽在哪里？由于这个地名涵盖很小，地域限制性极强，长期被围棋文化研究者无意中忽略。其实丁沽就在天津。“沽”本是一条古河，流经天津入海。经千余年河道变迁，沽河在天津附近演变成北运河又称潞河的一段。

古沽河流域岸边存在许多以“沽”命名的村落。广泛流传天津一带有带沽字的地名七十二处。天津县城鼓楼上楹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印证民间传说。

丁沽即丁字沽，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处。它位于天津县治北门外运河北岸，因二河交汇，河道呈丁字形而得名。附近有桃柳堤和运河码头，是津门名胜之地。各地旅津诗人留下大量吟唱之作，如清代江苏籍诗人朱岷《初到津门》：

潞卫交流入海平，丁沽风物久闻名。
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
柳外楼台明雨后，水边鱼蟹逐浪轻。
分明小幅吴江画，我欲移家过此生。

潘景斋，字耀远，号星鉴，又号星见，江苏长洲人。与任渭南同为嘉道年间十八国手代表(注)。他在天津丁沽码头下船，访问绘声园棋社，社员中有举人王虎文等参加接待。其间主人郭谦在手谈之余将秘藏棋谱拿来与潘氏共同探讨心得。潘景斋对棋社所藏秘谱极为推崇，欲索去付梓，未果。嗣后，潘景斋离开天津去往北京设局悬采，名动京师棋坛。他的对局散见于《潘景斋弈谱约选》、《皖游弈萃》等棋谱。

在潘景斋访津之前，另一位名传大江南北的围棋好手金春亭早已在天津长期从事围棋活动。与潘景斋不同，金春亭没有留下自战的对局，对他的围棋成就我们已经无从具体评价。而据《绘声园弈谱郭谦序》透露，“江南金春亭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辄以善弈称”。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声传遐迩的知名棋手。他没有留下正式的名字。《弈人传》说，“金春亭，佚其名。”春亭应当是他在社交场合下使用的字。金春亭仅仅留下了一部最初由他作评的棋谱，即后来在天津印行的《绘声园弈谱》，和他曾在天津长期从事围棋活动的痕迹。郭谦回忆道：“（嘉庆）甲子，乙丑间（1804——1805）春亭游章武，（与之）一见如平生欢，冷暖两奁，匪伊朝夕。”匪伊二字（意：既是）出自《诗经》。郭谦与金春亭初识于章武，纹枰结缘十余年，情谊深厚。

章武又在哪里呢？章武本是一个古地名，汉高祖五年（前202）初设。故治在今河北省黄骅市常郭镇故县村。章武因盐而闻名，是汉置三十六盐官之一，属渤海郡领之。汉景帝时章武县被封为景帝舅父窦广的采邑，是为章武国。汉武帝又废章武国复置章武县。只是在王莽新朝时，章武一度改名为桓武。东汉之后，恢复章武县名，直至公元556年北齐建立，将章武县撤销，并入高城县。章武地名在历史上存在了740余年。

公元1731年（雍正九年）古章武之地属天津府辖，这一带的围棋活动有悠久的民间传统。2006年海丰镇出土金代瓷质棋子的遗址就在古章武境内。

古章武县治虽在黄骅，但其地望北部嵌入天津县境。《天津府志.地舆志》：“天津县，汉为渔阳郡之泉州县、渤海郡章武县、参户县地”。

正因为有上述历史沿革，天津人，特别是一些盐商及其后代喜用章武指代天津。犹如今人用钱塘代称杭州，用金陵指代南京。天津地方文献专家章用秀《李叔同墨宝证实天津籍贯》一文（刊印于2017年10月21日《今晚报》第14版）证实盐商后裔李叔同书画落款，其籍贯也有落“章武”、“燕人”等情形。李叔同祖籍传为浙江平湖，与棋圣范西屏、施襄夏同里。李叔同本人亦爱好围棋，1909年渡日留学前与乃兄弈前合影的照片，据传应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围棋对弈活动的摄影。李叔同祖辈数代早已落户天津，先人经营盐业，钱粮业，很早取得了天津的籍贯。

郭谦与金春亭手谈结缘究竟在津南还是在天津本县并不重要，二地均属天津府辖范围。可以认为上述史事是迄今发现围棋国手在天津地区活动的最早记录。

嘉庆年间，金春亭，潘景斋相继出现在天津棋坛并不是偶然现象，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典围棋的鼎盛时期在乾隆一朝，围棋中心城市首推扬州。清初以来，过伯龄、周懒予、汪汉年、周东侯、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等众多引领围棋进步的时代巨匠和一批锐志有为的弈坛精英，先后在这座城市生活、弈棋、定居、馆课子弟，从事围棋理论研究，技艺创新和围棋著述活动。

江南城市以扬州为代表，围棋的蓬勃繁荣缘于城市的富庶和市民阶层对围棋事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在封建社会，盐税是国家重要财政支柱。扬州位于两淮盐场的中心，又是两淮盐运使司官署驻地。淮盐流转和榷卖课税使扬州的财政远较其他城市丰沛，人民相对富足。扬州盐官和盐商阶层热衷围棋事业。时代巨擘范西屏、施襄夏长期客于两淮盐运署衙。代表中国古典围棋最高水平的《桃花泉弈谱》、《弈理指归》两部棋著也是在两淮盐政高恒和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资助下，以盐署公帑鋟版刊行的。

乾隆末年，扬州突发两淮盐引大案。已卸任的高恒、卢见曾和时任盐运使受案情牵连被逮系狱。卢见曾瘐死囹圄，高恒处死。一批盐商连带赔偿案由带来的国库损失，盐商集团备受打击。他们再也不能像往日那样重金延请著名棋手上门执教，厚具采币迎迓四方棋手聚来对局。在国运荣衰的转折时期，经此变故，以棋艺为生的职业棋手，突然之间无法在传统围棋中心城市继续生存。他们不得不另谋他法，四出寻求新的生活空间。

由此，一个新的围棋时代开始，围棋史上叫“十八国手时期”。时间经嘉道咸同四朝，跨越19世纪百年。

从早期十八国手代表潘景斋、任渭南开始，江南棋手不再固守乡梓，纷纷涌向其他可能支持围棋活动、条件较好的其他城市。任渭南、林越山南下广东，董六泉远赴甘肃，秋航北游至京师。金春亭、潘景斋先后从江苏来到天津，正是发生在围棋繁荣区域突生变故，棋手向全国各地流散的时代大背景之下。

那么，天津为什么能够成为吸引时代围棋高手前来生活的目标城市之一呢？区域文化比较研究表明，天津有着和扬州十分近似的适合棋手生存发展的土壤和条件。

首先，天津和扬州一样位于南北运河之上，处于四方辐辏，南来北往流动人口云集的交通要冲，码头商业发达，市井繁荣，对依靠自身技能为生的各色艺人拥有较强的承接和吸附能力。

天津地区河网丰富，有着与江南近似的舟行习惯，路网也十分发达。早在清初，北门外通往北京的土道已经铺上了石板。据咸丰八年（1858）奥利芬特《额尔金出使中国和日本纪实》的描述，“这座城市街道完全不同于南方城市，后者两抬轿相遇并行而过很难有空间，而天津许多辆车可以在同一道路上通行无阻。这是天津城市较南方的优越之处”（转引自《天津通志.城乡建设志》第17页）。先进的交通系统和城市设施为四处远游、跋涉而来的各地棋手提供了可能并愿意落脚的条件。

天津和扬州的经济与人口构成也有相似。扬州是两淮盐运署的驻地，天津则是长芦盐运署的驻地。这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产盐地区。盐业经济也是天津支持弈棋活动的城市基础。

雍正年间，天津由军事卫所改为地方行政州府。本来朝议设为散州，并不领县，地位与县相当。但长芦盐运使司已在之前由沧州移驻天津。长芦盐场沿海广袤数百里，诸多盐场不在散州境内，只有提升天津州的行政地位，更辖武清、静海、青县诸邑才能实施盐务和政务的协调统一管理。经长芦盐运御史莽鹄立奏请，天津设为直隶州，领天津以南三县，为后来城市扩张改州为府埋下伏笔。

值得围棋研究者注意的是，曾为扬州围棋繁荣出力颇多的高恒、卢见曾正是由长芦盐运使司转任两淮盐运使司，从天津调往扬州的。天津的围棋活动本来就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和社会支持。长期生活在扬州一带，后又处于游移状态的棋手一定不会忽视天津这座城市。

起初，天津的盐商盐工阶层属于专门从事盐业的“商户”和“灶户”，籍不隶于有司。设府之前，其学童读书与天津官府无关。富裕的盐商把兴办书院学校，参与和资助围棋艺术活动作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一种现实途径，久而成为传统。天津盐商修建的水西庄等私家园林不仅多次接待过八次来津、慧晓围棋的乾隆皇帝，还招徕了杭世骏、袁枚等江南文人棋手，饮宴歌赋无虚日。

作为鲜有人知的绘声园则是完全以弈棋为中心活动的私家园林，它拥有一个有社会贤达积极参与的围棋民间自组织：绘声园棋社。已知的成员包括本地举人王虎文等。棋社组织古已有之。但在清代有史料记载的，绘声园棋社可能是仅见的例子。这一切证明至迟嘉庆初年，天津已是全国围棋活动民间开展得最好地区之一。

潘景斋离开天津到北京设局悬采，对局费以白银5两为度，不及数则不落子。加之盘底之外另有计子获胜的额外采金，每月以对弈一局计算，全年最少收入对局费可达60余两。这一收入已与当时六品官的正俸差不多。可是好景不长，数年后潘景斋在北京飘零病故。但他的遗愿，一部棋著的印行问世却在天津最终完成。棋谱以天津棋社所在地绘声园命名，是为《绘声图弈谱》。

1818年潘景斋在天津第一次见到这部棋书时，即被书中内容吸引住。他“大为许可”，“又虑其久而易散，欲索去付梓”，奈何棋谱的最初收藏者和棋评人金春亭认为自己对棋局的理解和评说未克尽善，予以谦拒，致刊书之事议寝（见《绘声园弈谱郭谦序》）。

转眼到了1826年，八年间金春亭，潘景斋先后作古，棋谱转到了郭谦的手中，为了圆故人昔日的愿望，他在金春亭原注的基础上，结合当年与潘景斋相与讨论的心得，参以己意，重作校勘评解，鋟版雕印了这部棋著。

古代刻印一部书，极废财赀，远非今人所能想象。历史上不乏几代族人前后几十年赓续接力，出版一部先人著述的故事。更有毁家刻书的例子。清代围棋书《弈理析疑》等棋著都是身后由巨贾或王公贵胄出资才得以出版再版的。另有相当一部分棋书只能靠一部手稿或几部抄本传世，一些有价值的棋书或因此而失传。郭谦整理纂评《绘声园弈谱》由个人独资在天津出版完成，是有功于围棋文化传播的重大贡献。

按照古代图书出版分类，图书刊刻印行可分为三种类型。一为官刻本，如前述扬州盐署用衙库银两刊刻的《桃花泉弈谱》即是其例。二是家刻本，即由著作人或亲朋知近之人私人出资刊刻的图书如《弈理析疑》和《绘声园弈谱》可为其例。第三种则是把图书作为商品，以盈利为目的由店商书铺、书坊印行的棋谱图书，如咸丰同治时期两仪堂，清末民初上海文瑞楼印行的大量棋谱，都属于广泛意义上的坊刻本。

官刻本，特别是家刻本完全不以盈利为目的，自身又无商业店面作发行渠道，为成本计，一般印数都很少。根据史实粗略的判断，一般只印几十本，仅在自身可能的传播范围作馈赠亲朋好友之用。

《绘声园弈谱》正是这样，由撰者自为出资人，初版印数极少，今已罕觏。查阅此书初版流传的中国北方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市各大图书馆，均无原刻本踪迹。

我们能够见到这部棋书的传世，要感谢另外二位棋家在他们选编的围棋丛书中作了收录，使《绘声园弈谱》二次再版。最早将《绘声园弈谱》收入丛书的是湖北人徐德焕。他在咸丰六年（1856）辑选《国朝弈汇》时，将《绘谱》列入卷中。

按《国朝弈汇》的独特体例，书中选入的《兼山堂弈谱》、《弈理妙悟》等十余种清代棋书都是内容有所节略的萃选本。《绘声园弈谱》本有十九局，《国朝弈汇》只辑其中八局，尚不能由《国朝弈汇》得窥《绘谱》全貌。

第二次将《绘谱》收入丛书的是安徽人鲍鼎。1887年他编印《蜗簃弈录》八种，其中《国弈二刊》一种将《绘声园弈谱》十九局全部收入，书名则改为《绘声图》，是完整的辑本，对增广《绘谱》的流传贡献很大。

徐德焕，汉阳人，清十八国手之殿。他是怎么从千里之外得到这部传世极少又极具价值的棋书，并在自己纂评的棋书中收入并加以推荐的呢？

原来徐早年在鄂省成名，被尊为楚中第一高手。远近旅鄂棋手都以能与徐德焕纹枰对弈一局为幸。一位山西籍棋手程梧冈在汉阳旅邸曾与徐德焕对弈，深为他的棋艺折服，返乡之后把他的弈名带到北方。

咸丰年间，湖广兵燹涂炭。徐德焕由湖北避居冀北（事见《国朝弈汇·张振新序》、《稼书楼弈谈·员兰岩序》）。程梧冈获此消息联络山西富商棋友员兰岩共邀徐德焕到晋中作客。咸丰四年至六年（1854-1856），二年中徐德焕主于员兰岩之稼书楼，一边传授棋艺，一边在员兰岩资助下编辑《国朝弈汇》。

值得注意的是，徐德焕辑成《国朝弈汇》之前曾在“冀北”有过一段时间的滞留。他的棋名也在这一地区广泛传播，为人乐道。冀北正是章武即今天津地区所处的方位。他是否赴晋前到过天津，是否前往山西途中行囊已然携备所选《绘声园弈谱》，因资料不详，我们无从判断。既有可能性，但没有明确记载为有力佐证亦无法轻言。考虑到郭谦也是山西人，与山西同好互通棋界信息，赠送棋书尽在情理中。同时家刻本的流通途径本来就不是通过售卖而是相与赠送，那末员兰岩家藏有《绘谱》的可能性更现实。亦或徐从冀北已同时获得相同的弈谱，也未可知。寄希望于山西省围棋文化研究者在编辑棋史过程中能挖掘出更多的相关史料给予证实。

《绘谱》载徐星友让子局19局，包括让吴来仪二子2局，苏揆之二子3局，姚文侯二子14局，全部棋局为它谱所未载。

徐星友，名远，以字行，浙江钱塘人，是康熙一朝棋艺理论集大成者。

明清之际，以过伯龄、林符卿为代表的一代围棋国手在棋艺上尚处斗力阶段，棋艺胜负追求也体现在斗定式。过伯龄甚至总结出了大压梁111变，倚盖定式178变，应用于实战。至周懒予出，局面创新。比如，“应双飞燕两压，其着法始于懒予，最为醇正”（《兼山堂弈谱》），如今仍被弈者广泛使用。最可贵的是，他一改前代追求艰深峭刻的斗力旧习，开创了闲淡中和，好整以暇的崭新棋风。陈祖源先生指出：“周、过屡有对局。对局中，周的一着简单退守拆边，轻松解破倚盖定式的繁杂变化，令过氏一生心血竟无用武之地。弈境由此进入到一个理性、开阔的新阶段”（见陈祖源《中国围棋棋谱史》载《中国围棋论丛》第二辑第20-21页）。它与近代围棋理论已十分相似。仅仅因为座子制的限制，这一行棋理论长期难以摆脱从布局开始的樊笼，得到更好的突破发挥。

继承周懒予围棋思想的代表与最后完成者，正是徐星友。徐星友在他的棋著中，透过棋评完整地表达了他的围棋理念，对清初以来围棋进步成果做出经典总结，被后世奉为棋家大宗。范西屏、施襄夏等人，多受其惠。

徐星友的棋著有《眉山墅隐》、《兼山堂弈谱》等。对局散见《围棋近谱》、《师竹斋饶子谱》诸书。这部《绘声园弈谱》本为金春亭个人私藏的手抄秘籍。棋谱所载授姚文侯二子局最多，占全书篇幅75%以上。《绘谱》初期传承当是与徐星友、姚文侯有密切关系的人。金春亭平日案图讲评，向郭谦等棋社成员传授棋艺。其中的见解，很难说没有渗透和包含着继承而来的徐星友本人见解。赵之云《围棋辞典》、谭其文《弈选小传》、黄俊《弈人传》都认为《绘声园弈谱》的主要著作权应归属徐星友。他们的见解不无道理。

《绘声园弈谱》独特的地方在于19局全为二子谱，与对子谱和授多子谱不同。对子局有预设座子的局限，授多子局则有来自受让方序盘优势显著的压力，白棋布局很难得到自由发挥。特别是授多子局，让子方为了打开局面，往往不得不强硬行棋，使用一些稍感无理的手段。这就难于为棋家所法。二子局则不同，被让方先手优势相对小，加之棋力有差，上手方完全可以从容对局，不必冒险走出一些违背棋理的无理着，康熙年以来新理念所体现出的冲和恬淡、浑沦融合、不战屈人、胜于无形的原则能够在局面中得到较好的贯彻。这是《绘声园弈谱》选材的天然优势和它的价值所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围棋艰难进步的历程。它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不应被时代湮灭。

逮至晚清，津城在北国已具较高围棋文化优势。同治年后，曾国藩、李鸿章先后任直隶总督。众所周知，曾国藩是超级棋迷。在他的《日记》中弈棋记录达2，950余条，涉及弈棋、观棋记录达3，730余次。其中不少条记录是“围棋二局”或更多。显然，其实际下棋的数量要远大于这个数字。而曾国藩从29岁才开始记日记，且在道咸年间的日记存在不全现象。综合看来，曾国藩终身下棋的盘数超过一万盘是可以肯定的。即使是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到天津处理案情复杂的天津教案弈棋较少，当年也有120天的弈棋记录（参见吴强《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曾国藩与围棋》）。查阅《曾国藩日记》，同治九年（1870）六月初十曾国藩从保定来到天津，次日忙于会客。十二日开始“围棋一局”。随后每天基本“围棋二局”。六月二十四日，早饭后“围棋二局”，吃罢中饭“旋又围棋一局，观人围棋二局”。七月初七日， “眼蒙不能治事”，弈棋事稀。九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在津期间又规律性地恢复了每日弈棋二局的习惯。

继任李鸿章也是通弈之人，李氏族人李子干还是清末民初棋史留名的围棋高手。李本是实务派政治家，虽有弈棋雅好，不重弈事消遣，李鸿章在天津并没留下对局记录。不过李鸿章对天津围棋的间接影响巨大。

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武备学堂。其中一名学生平日演习操练成绩突出，偶然被李鸿章记下。1888年武备学堂决定选派5名毕业生赴德国学习军事，李鸿章特意指定他为其中一人。这名学生从此由一名天津普通武备学堂毕业生成为留德高级军事人员，回国后因缘际会，一步步走向中国政坛。

这是一位酷爱围棋的历史名人。20世纪初叶前30年中国棋界深深地在他的影响之下。他开启并推动了近代中日围棋交流。在首都北京聚拢了汪云峰、顾水如、刘棣怀、吴清源等灿如群星的大批中国棋手，使北京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围棋城市。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1926年，段祺瑞脱离政界赋闲回到天津做寓公直至1933年。他在天津生活达7年之久。以顾水如为首在北京的南北棋手不少人追随段祺瑞来到天津。围棋重镇北京一时衰落。这一时期，天津成为与上海南北相望的最重要围棋中心城市。日本棋手来华访问，都因他的存在，而不忘天津一行。

顾水如利用段祺瑞的影响，在天津财界人士李律阁（财政部高级顾问）、王克敏（中国银行总裁）、李赞侯（财政部次长）等人的支持下，选址福禄林大酒店成立天津棋会。顾还在《天津商报》辟围棋栏目向市民普及围棋知识。

福禄林大酒店位于市中心法租界繁华区（现和平区新华路237号，天津艺术家摄影家协会所在地），是李赞侯1927年1月刚刚开业的一处产业，主营中西餐饮，附设舞厅极事奢华。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名家莅津演出、盛大欢宴都曾在这里举行（《话说福禄林》见2011.10.12《老年时报》）。

棋会选址于此颇费苦心。日本棋手天田朝义（职业三段）以日商身份常年居住在毗邻的日租界。段祺瑞的寓所（现鞍山道河北路交口）也在附近。会所位置既符合段祺瑞、李律阁等人身份要求，也便于各界人士就近前往。

棋会成员金亚贤、骆子良等长期出入段府的北京棋手来到天津暂无居所，住进段祺瑞同乡龚心湛在英租界的一处住所（重庆道64号）。龚心湛，合肥人，在段祺瑞政府中任交通部长。1926年与段共进退，回到天津。棋手们日常起居全在一楼，段仍按月支付薪水。在以后的日子里，棋会一般弈棋活动全在重庆道举行。

顾如水的助手金芝亭也从北京赶来，在棋会任围棋指导。1928年濑越宪作品定中国棋手，金芝亭与魏海鸿、崔云趾、金亚贤诸人同列第五等，约处国内第11—20名的地位。1929年《文艺月刊》连载他与吴清源对弈3局，金2败1胜，显示了其不俗的实力。

金芝亭自此定居天津，住在西开教堂后的一座旧楼房的二楼。段祺瑞移居上海，金芝亭在天津仍继续经营私人棋社。约至1940年代初，金在贫病潦倒的景况中病逝。（见吴同宾《天津第一家围棋俱乐部》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108-110页。）

北京棋手骆子良和金芝亭一样落户天津，直至20世纪50年代仍活跃于天津棋坛。1957年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比赛他战胜许多名手与北京棋手过惕生在同一赛区出线，成为进入决赛的9名选手之一。

注：任渭南，文献又作位南、惠南。在吴语中，惠与位、渭同音，是为同音异文。按：古人命名，名与字在意义上有关联性、互释性。任渭南，名丙。丙为天干第三位。五行配火，方位属南。《说文解字》：“丙属火，位南方，万物成炳然。”据此，任渭南应作任位南，于义为正。《皖游弈萃》诸谱以文字雅顺，记作渭南实误，讹传至今。清人赵绍祖《琴士文钞.赠弈者任位南序》纪文有据。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仍作通行之渭南，并附小考于尾注。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近人时贤刘善承、赵之云、何云波、张如安、陈祖源等诸多研究成果；得到天津市围棋运动协会全力支持协助，协会委派专人专车陪同作者考察古章武城遗址，指定协会干事多方搜集线上资料；天津文史馆员高成鸢先生、天津地方文化学者曲振明先生提供大量有益文献素材；资深棋手丁春华先生为我们讲述生动弈坛耆旧掌故；何云波教授针对撰写思路给我们提出极有价值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