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扫描＜沈果孙再说陈祖德＞

野逸仙

记得当年扬子晚报连载过《从陈临新》等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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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棋客


对一桩史实的匡正


    郝克强

    1992年11月15日，《中国体育报》在头版和四版，以两大版的篇幅，登载了一篇题为《应氏杯风波背后》的署名文章。

    文中说：“1991年底，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郝克强和聂卫平又赴上海与应昌期先生当面商谈。得到的却是应昌期先生‘我决定的事情决不更改’的蛮横回答。至此，关于应氏杯的会谈陷入了僵局。”

    我想就此谈谈事情的经过。1991年11月间中国棋院开会，讨论第二届应氏杯赛问题。先由王汝南副院长汇报到东京出席应氏杯赛事筹备会的情况。说主要有两个问题与主办者发生矛盾：一是原来讲好的由中国围棋协会在北京承办，现在又突然改在上海办；二是邀请在国外的江铸久、芮乃伟参赛。

    当时棋院的人对不由中国围棋协会在北京办意见最大，而聂卫平等主要是对邀请江铸久、芮乃伟参赛有意见。

    我发言说，可以再好好商量。第一届在北京办了，第二届在上海办也未尝不可。

    最近新体育杯赛在上海举行，我可以顺便去找应老谈谈。

    中国棋院党委书记年维泗等赞成我去与应老商谈。

    11月16日上午，我偕刘思明、曹志林到上海虹桥应昌期的寓所。次日晚，应昌期在家请聂卫平吃螃蟹，我也在座。这两次都谈到第二届应氏杯赛事问题。

    应昌期解释为什么改主意在上海办，主要是上海的费用比北京少得多。再者，第一届应氏杯在北京办过了，这次换个地方。

    我们讲：江铸久是中国国家围棋队员，请假赴美逾期不归。请他代表中国参赛不合适。

    应昌期听了我们所说后，说你们这些意见为什么不早说啊。他已经答应江铸久参加比赛。最后，他说，既然你们来了，说了你们的意见，我把这件事交给我的董事长沈君山决定吧（按：沈是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在上海与应昌期见面的结果，就是这样。应老的态度既不“蛮横”，会谈也并未“陷入了僵局”。回来向棋院领导反映后，大家即等着沈君山的下文。
    过了两个月，1992年回月底，沈君山来到北京，来前给我和聂卫平发来一个电传，其大意是：

    一，接受我方意见，不再邀请江铸久参赛。

    二，请中国围棋协会同意委托上海体委承办赛事。

    三，希望能同意邀请世界上唯一的女子九段芮乃伟参赛，不占中国名额。至少希望采取一个妥善的办法使她能够参赛。

    对沈君山提出的三条，我觉得第一条是让步。第二条可接受，对中国围棋协会表示了尊重。第三条，问题也不大，请芮参赛不占中国参赛名额。

    我立即将沈君山的电传交给了陈祖德院长，并谈了我的意见。陈祖德说棋院很快开会研究。沈君山的棋瘾很大，我特意请清华大学许纯儒教授与他在中国棋院下了一盘棋，我在旁边观战。这盘棋杀得难解难分，用了好几个钟头，最后由于时间太晚了，没有下完。晚上陈祖德与棋院领导在天坛北门的御膳宴请沈君山。席间初步谈了沈君山的三条，未能谈拢。

    棋院开会讨论，人们认为仍应争取由中国围棋协会在北京承办。这固然可以理解，但出钱者一再要在上海办，上海也是中国的地方。中国围棋协会委托上海市体委办一届不是不可以考虑。

    有人说：“这样重大的比赛，必须由中国围棋协会承办，这是原则。”我说，经中国围棋协会同意，可能是原则，但是否必须由中国围棋协会具体办，恐怕不能说是原则。中国围棋协会是领导机构，不必包办一切。东亚运动会是大事。国家体委不也委托上海市体委承办吗？

    国家围棋队的领导对芮乃伟离队赴日本有意见。当初我也不赞成芮乃伟此举，找她谈过。但人各有志，她也是经过上海有关方面批准出去的。如今，她想参加应氏杯大赛，又不占名额，不妨可以让她参加。她是中国围棋协会的九段棋手，也可以提出让她回来参加选拔赛。然而，这些看法会上无人表示赞同。

    当时在一次活动中碰见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我顺便讲了。他同意我的看法，还说人家请芮乃伟参赛又不占我们名额，为什么不可以呢？后来的过程，我不知其祥。3月6日晚，沈君山从台北打来长途电话说：“很遗憾，我对应氏杯赛事的斡旋失败。应昌期很生气，决定第二届应氏杯大赛改在日本东京举行。”

    这下事情真僵了。我只觉得难为这位老朋友了，他乘兴而来，空手而归。我只是认为自己作为棋院的顾问，把意见谈出来就行了。后来听台北的友人说应昌期对沈君山这次北京之行未完成使命颇为不满。我想也怪我对不起朋友，若是当时能多奔走，更积极向上面反映意见，是否会好些，也未可知。

    令人心痛的是中国人出钱办的比赛不能在中国举办，让外国人得利又看笑话。

    后来，沈君山在与赴台的《中国报道》记者谈话时说，他“曾以自己的韧性，带着自己的方案，奔波于两岸，以图挽狂澜于既倒，但毕竟事情太复杂，结果于事无补”。

    最终，他只有浩叹：“中国人出钱办的比赛，在外国的地方举行，大陆的棋手不参加，钱也让别人得去了！”

    沈君山对记者分析此次应氏杯赛症结：“本届比赛原拟在北京举行，提出的费用太高，上海便以半数预算竞争，结果发生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应先生认为自己出钱办的比赛，应该听他的。在中国棋院看来，只要在大陆办，就应该有决定权。

    这是金钱与权力之争。而大陆不同意滞留海外的两位棋手参赛，又表现了个人与组织的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出台湾的价值观念体系与大陆不一样的地方”。

    沈君山的分析，有一定道理。我觉得事情本身似乎没有那样复杂。

    沈君山专程来北京，表示应昌期并非不愿意解决问题。我们接受这三点意见，也没有什么原则问题。第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赛不正是在上海办了，江铸久、芮乃伟都参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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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氏杯


    我真心感谢应公公的关心和邀请，如果没有他给我提供的机会，我的围棋生命可能不会延续到韩国。

    1991年下半年，我接到台湾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的秘书长杨佑家先生的电话，杨先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好摆棋吧！”我一下子没弄懂他的意思，紧接着他又说，“应昌期先生已经决定邀请你参加第二届应氏杯，所以你要好好努力啊。”

    巨大的狂喜突如其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有机会参加应氏杯比赛了！

    应氏杯是世界上最大的围棋比赛，由应昌期先生倾一人之力创办。应氏杯每四年一次，第一届于1988年在北京举行。应氏杯的章程是，上一届的前八名参加下一届的比赛，另外再邀请十六名棋手参加。现在，应昌期先生就把这其中的一个名额留给了我，理由是我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女九段，我参加比赛能对世界女子围棋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心情稍稍平静下来后，我立刻又有了紧迫感，我要好好准备，要格外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当时在保险公司挂了个名，事情虽然不多，但多少还有一些事。另外，我还有一些下指导棋的工作。只有暂时推掉一些工作，才能全力以赴。于是，我开始给我的学生打电话，我的那些学生都为我高兴，也特别理解我。至于那些已经安排好的大的活动，我还是要参加的。

    比赛原定于1992年4月在上海举行。这时，中国围棋协会和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有分歧，提出了几点意见，其中有一点就是不同意我和江铸久参赛。我非常担心，就怕比赛不能如期举行，担心自己不能参赛，因为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世界比赛啊！

    其实第一届应氏杯我曾有过那么一点点可能的参加机会，当时应先生邀请的十六人中，中国棋手有聂卫平、马晓春、刘小光和江铸久。由于比赛是在北京举行的，林海峰老师来北京可能有一些问题，因为台湾当局可能不允许。应先生说，如果林海峰不能来北京，那这个名额就让给芮乃伟。我听了心情很复杂，我当然希望林老师能来参加比赛，但同时我也渴望能参加比赛。结果林老师来比赛了，第一届应氏杯和我擦肩而过。正因为和第一届应氏杯有过这样的缘分，所以我对第二届应氏杯充满了期待，因而也就更担心节外生枝。在双方商谈期间，我的心也悬在了半空。

    日本棋院的理事大技雄介九段在其中斡旋，他专门找我谈了话，说：“如果您参加了比赛，奖金方面能否按照中国方面的规定分配？”我说：“没问题，我只希望能参加比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赛推迟到7月份举行。我很着急，除了希望自己能顺利比赛，还特别希望江铸久也能参赛。因为这样我就能见到他了，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

    最后，第二届应氏杯围棋比赛于7月在日本东京举行。很遗憾的是，由于双方没有谈拢，中国围棋协会退出了比赛，而我们一些在国外的中国棋手，我、江铸久、陈嘉锐和吴淞笙老师都参加了比赛。从第一次知道我能参加应氏杯，到比赛正式开始，前后大致有十个月。这期间，我全心全意地准备，早晨和傍晚还跑步锻炼身体，力争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

    可是我实战的机会实在太少，只靠在家打谱是远远不够的。那段时间，吴清源老师和林海峰老师的研究会对我帮助很大。另外依田纪基也答应经常跟我下快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安排都是一大早跟随上班的人流，朝依田家赶。一到依田家，他太太依田雅子就叫醒依田：“芮桑来了，快起来下棋。”刚开始，我们每方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随着比赛的临近，我提出能不能下的时间长一点，一天下一盘棋，每方用三小时。实际上，依田根本用不了三小时，他一般下得很快。我们还下过升降。只要一方连赢两盘就升降。有段时间，他一路升上去，我很丧气，觉得准备来准备去，怎么棋越来越差了。不过，和依田下棋的这段时间，我的收获特别大，棋感和实战经验都增加了不少。我很感激吴老师、林老师，还有依田对我的帮助，否则，以我当时没有棋下的那种状况，想要在应氏杯上赢棋是不可能的。

    1992年7月，第二届应氏杯围棋赛在东京赤阪王子饭店开幕。第一场比赛我抽到的是小松英树，在此之前我和他下过棋，三连胜，所以信心很足。应氏杯的规则是猜单双，猜对了选择黑白棋，小松猜对了，他选择了黑棋。小松一开局就走了他最拿手的中国流，布局完了，形势差不多，白棋不落后。中盘以后，小松有个定型不够紧凑，白棋通过打入，便宜了不少。那盘棋白棋好得比较多，没有什么大的风险，就赢了下来。

    好不容易参加比赛，我对自己没信心，所以定的目标也不高，能赢下一盘就高兴得不得了。更高兴的是，应氏杯围棋比赛是一次性抽签完毕，不是下一轮，抽一轮。所以，我赢了小松后，等着我的是种子选手李昌镐。我特别想跟李昌镐下棋，年轻的李昌镐那时就已经很有名了，获得了东洋证券杯世界冠军。李昌镐第一次下世界比赛，是在富士通上。他赢了武宫正树，赢得非常漂亮。武宫喜欢围大模样，武宫走在外面，李昌镐走在里面，下法非常新颖。李昌镐是那么的年轻，但在我的眼里，他已经是大高手了。能跟他这样的棋手对阵，我非常兴奋。

    那盘棋我执黑，双方没有明显的作战。到中盘的时候，从李昌镐打入我的空后，双方的棋都跑出来，互相围空和削空，不是缠绕在一起的大战。我觉得，我在棋盘上的作战设计都实现了，该做的都做了。可是布局完毕，全盘的框架定下来以后，我发现形势并不乐观，空不好，势也不厚，不知该从哪儿着手。所以，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和李昌镐对弈，不管我怎么努力争先，在全盘上争取主动权，可是我所有的目的都达到后，形势也并非如我想象的那么好。这对我是一种打击，因为不管我怎么折腾，他的全局控制能力的确比我强。后来的情况是，在白棋状况较好的情况下，李昌镐可能大意了。在城池的边角争夺中，他在我一个单关跳的地方刺了一手。通常，黑棋都是接一下，可是我忽然觉得接不重要，于是就托了一下。这一托就扭转了局面，黑棋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果我应了接，那李昌镐就可以先手转到别的地方去收官。当时我的状态不错，弦绷得很紧，所以发现了这手棋。后来白棋形势不好，李昌镐该补的地方没有补，被我打劫吃了一个角，他就认输了。

    赢了李昌镐，我兴奋到了极点。因为我虽然很想和李昌镐这样的高手作一番较量，但自忖赢面不大。更高兴的是，我又可以进入下一轮了。

    在我和李昌镐下棋的同时，江铸久正和韩国的梁宰豪比赛。他因为是上一届的前八名，第一轮轮空，直接进入第二轮。前半盘，铸久的优势较大，后来进入乱战，双方都有很多机会。我去看棋的时候，双方的棋都搅和在一起。这盘棋的赢者将和我下棋，我当然希望铸久能赢，尽管如果赢了，我们之间就要“自相残杀”，总归有一个要下去，但我仍非常希望他能赢下来。那盘棋下了很久，结果是铸久输了。

    第三轮，梁宰豪执白。我一上来就摆了个三连星，然后做了个大模样。这个大模样我用的几个局部定型的方法是跟吴老师新学的，但是在梁宰豪吊到我中间的时候，我的攻击不太有力和紧凑，让他很容易做活，那时黑棋有一点落后。但是后来有一个局部，我先做了一个过门，在一个边上先造好了劫材，然后就去跟他开劫。

    梁宰豪根本没有想到在那个地方能够开劫，而且我的劫材那么丰富。那盘棋也下了很长时间，但后来黑棋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最后，我赢了。

    连赢三盘，进入前四名，这是我赛前绝对没有想到的。见到应老先生，他显得很高兴，因为他总是希望中国棋手能取得好成绩。第一届，他就特别希望聂卫平赢。

    应老先生说：“下得不错，下一轮，我们到台北去下吧。”说完，他拿出一条珍珠项链，说，“这串珍珠项链很贵的，要十万日元，是人家刚送给我的。我要它没什么用，就送给你吧，算是奖品。”收下项链，我特别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在中国人办的世界围棋比赛上能赢棋。跟应昌期先生熟了以后，他说：“你们不要老是一本正经地叫我‘应先生’，我比你们大那么多，就叫我应公公吧。”后来，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应公公”。

    铸久下完棋就回美国去了，我在日本一心一意地准备半决赛，半决赛定于11月在台北举行。大竹英雄是我半决赛的对手，当时他正在参加名人战的挑战赛，对手是小林光一。大竹是日本超一流的棋手，但是在超一流的棋手中，他不算是最强的，当时最强的是小林光一和赵治勋。可是大竹在这一年状态特别好，拿了富士通的冠军，又获得了名人战的挑战权，虽然最后他没有挑战成功，但三比四的成绩应该是很好了。

    11月的东京已经很冷了，可是到了台北，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夏天。江铸久也将从美国赶到台湾，虽然他没有比赛，但是应氏基金会还是邀请他来台北观棋。可惜的是，他在我跟大竹下第二盘棋的晚上才赶来。

    第一盘棋。我执黑输给了大竹，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的，只是乱战中我没把握住。

    第二盘棋我执白，边下还边想，千万不要铸久还没到，我就下完了棋。那盘白棋是我下棋以来比较满意的一盘。一开局，我就用吴老师教我的二间高挂对大竹的小目，他挂我星时，我一间紧夹。让对方点角以后迅速取得先手，转人别的地方的大场，这几个布局的地方我把握得比较好。在布局迈向中盘的作战中，我处理得不是太好，形势开始不明朗了。但是在一个地方转换的时候，大竹的判断可能有点失误，他虽然把我中间的几个破子冲散了，但我乘机把边空都围了起来，那样白棋就明显领先，最后可以说是完胜。

    第三盘，大竹猜中，他选择了白棋。“应氏规则”是黑棋贴七目半，相当于当时的日本规则。相较于大家都习惯的黑棋贴五目半，“应氏规则”里的黑棋有多贴两目的负担，自然很多棋手就选择了白棋。实际上，黑棋五目半的胜率明显地高于白棋，大家都承认，黑棋五目半不合理。我之所以猜中时选择黑棋，是因为这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布局。我对自己的官子不自信，以自己的能力，还不能把握两团司的差距。我属于攻击型的棋手，所以选择黑棋对我有利。

    从1999年开始，韩国的大比赛都陆续改为贴六目半。据韩国棋院统计，贴六目半，黑棋的胜率还是高于白棋，达百分之七十。

    话扯远了，现在还是回到我和大竹的第三盘棋。我下了一个对角星，大竹下了一个小目，黑棋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后来有人评价说，黑棋太猛了。确实，黑棋老是想步调快一点，尽早地把握局势。在白棋转身、定型时，黑棋的力气使不上。中途有一段局势很乱，黑棋有一些机会，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却始终抓不住要点。

    所以，那盘棋不但输了，而且从中盘开始就输定了，但自己又不甘心失败，还想抵抗一阵，结果越下越糟，到最后满盘死棋，惨不忍睹。

    走出对局室，看见铸久时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他因为还要和张璇去讲棋，拍拍我安慰了一下就走了。

    我输了，另一盘徐奉洙和林海峰老师的比赛还在进行。我茫然地走进研究室，一些记者和我聊了起来，不知他们说了句什么话，悲痛一下涌上心头，我哭了。哭我那盘输掉的棋，哭我的围棋命运。因为这盘棋也许是我的最后一盘棋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还能参加这样的比赛。一年来，我的心思都放在应氏杯上，无暇考虑将来。现在比赛结束了，我的眼前又是一片迷茫和暗淡，迎接我的又将是一个漫长而寂寞的等待。在胜者面前为自己的失败哭泣，可能是无礼，可是我实在按耐不住自己的悲哀。

    赛后，应氏基金会特地为我和铸久以及张璇安排了一次台湾游。基金会的杨佑家先生和姚祥义女士开着车，从台北到高雄，一路上我还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之中，美丽的风光在我的眼里似乎黯淡了不少，整个人有一种大病之后虚脱的感觉。

    可以这样说，应氏杯是我流浪生涯中的一根救命稻草。没有应氏杯，可能我会在日本一直以教棋、看棋这样的方式机械地生活下去。为了应氏杯我一年没有教棋，收入大减，可是因为应氏杯在前面召唤着我，我渴望在赛场上搏击，所以我的精神状态很好，每一天部过得很充实。我真心感谢应公公的关心和邀请，如果没有他给我提供的机会，我的围棋生命可能不会延续到韩国。1997年，应公公去世了，我和铸久都很悲痛，我觉得应公公的去世，是世界围棋的一个损失。我们将永远怀念和感激应公公。不过好在应公公虽然去世了，应氏杯还在继续办下去，继续对世界围棋的发展起着推广和促进作用。

    除了应氏杯，我还参加了几个比赛，一个是1993年的全运会。离开上海时，我答应一定会代表上海参加全运会，因为上海是我的家乡，上海市体委和棋社对我一直很关心和支持。我和杨晖都是全胜，获得了冠军。之后，我还代表上海参加了一些团体赛和个人赛。我还参加了由上海主办的天元赛。为了我能参赛，上海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陈祖德老师也很支持，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感谢！

水长东

看完了，但看的有点费劲，最好是word格式

强化运动猫

“1992年11月15日，《中国体育报》在头版和四版，以两大版的篇幅，登载了一篇题为《应氏杯风波背后》的署名文章。”
“文中说：“1991年底，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郝克强和聂卫平又赴上海与应昌期先生当面商谈。得到的却是应昌期先生‘我决定的事情决不更改’的蛮横回答。至此，关于应氏杯的会谈陷入了僵局。””
我果然没有记错

kk

有关历史,一定要顶,要还原史实很难啊

阿扬

有容乃大，某些号称改变历史的人看来胸怀确实太小了

博浪无槌

原帖由 zyzzhyzzx 于 2010-3-21 12:18 发表
香港大公报上有!

不容易搜了，大公报网站上好像搜不到什么……

zyzzhyzzx

关键是具体的期数不清楚

ahui

都成了考古工作者

博浪无槌

哈，我转到 TOM 论坛去，被删了~
看看人家势力多大……

ahui

估计在较大的图书馆，或许可能找到。

zyzzhyzzx

原帖由 博浪无槌 于 2010-3-21 20:52 发表
哈，我转到 TOM 论坛去，被删了~
看看人家势力多大……

哈哈哈哈!

xmw1978

陈作为领导，底下的人这么多不服气生事的，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非常不称职！

爱茶

呵呵，估计也只有在飞扬才能看到这篇文章了~~~真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