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杭州智力运动文化 公众号报道
一、前言
二、高部道平访华事件考证
三、与高部道平对局的中国棋手
四、棋谱对比分析
（一）：丁礼民-高部道平共2局；
（二）：丁礼民-周小松共12局
（三）：陈子俊-高部道平共5局
对局者唐善初回忆评述
五、高部道平在日本棋坛地位评述
六、结论
一、前言
现代围棋人有记忆的历史很长时间是追赶日本的历史。从民国到解放后，到神一样存在的日本围棋六超。还有那一个日本老太太伊藤友惠五段，八战全胜横扫中国当时所有最高手，成为中国围棋刻骨铭心的耻辱。中日围棋的差距曾经是何等巨大， 于是有日本棋界津津乐道“中国是围棋的生母，日本是围棋的养母”。而这一历史的始端是清末宣统年间（1909-1910），日本的一个四段棋手高部道平来华，横扫中国棋手，把当时中国最高手打到让二子、三子。
从高部道平揭开中日围棋的第一次交流，中日围棋水平就显示出巨大的差距。人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一差距是历史带来的，是中国古代围棋落后于日本。中国几千年围棋技术发展抵不上日本四大家制度建立以来三百年。并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围棋一味好杀，没有形成理论。相比日本，道策、秀策建立了先进的现代围棋理论，中日围棋水平的差距是围棋理论发展的差距。于是就有了“赵家十万长平骨，误在将军读父书”的感叹。这就涉及到如何评价中国古代围棋的问题，是事关中国围棋史的大事。
现在都认为日本的道策建立了现代围棋理论。但细究起来，这现代围棋理论具体是什么？在哪里？并找不到确切明白具体的记述。道策、秀策和其他人并没有留下什么理论著作。翻来覆去被说道的也就是一个“手割”。而手割不过是分析定式的一种方法，仅仅是围棋技术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中国古代却有大量的围棋理论著作，如施襄夏的《弈理指归》、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和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眉山墅隐》等。这些著作体现出的围棋理论之丰富，并没有类似的日本围棋著作可以比拟。如果我们能看到黄龙士的《弈法总论》（《围棋文献集成》第22册74-76页），不妨说所谓的日本围棋的棋理或者说所谓的现代围棋理论的种种，无不可在里面找到。其实围棋的基本道理，宋代《棋经十三篇》上就已经说清楚：“两生勿断，皆活勿连。阔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与其恋子以求生，不若弃子而取势，与其无事而强行，不若因之而自补。彼众我寡，先谋其生。我众彼寡，务张其势。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夫棋始以正合，终以奇胜。”何来中国古棋不讲棋理一味好杀之说？
但是清末高部道平来华打遍中国棋手是事实，当时中国棋手的水平落后于日本是事实。但问题是究竟是清末这一时段的中国围棋不如日本，还是整个古代（当然是指清代）中国围棋不如日本？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大家都知道清末当时正是中国围棋的一个低谷，那些高部道平手下的败将远不是中国围棋的最高水平。他们的差距代表不了中日古代围棋水平的差距。但在巨大差距面前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导致了很长时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围棋的理论修养和技艺水平的不正确的评价。中国围棋在最为没落的年代遇到了日本围棋，但就此而带累了中国围棋史，实在是不应该的。
清末高部道平访华这一节点是评价中日古代围棋水平的关键，但当时棋谱缺失，而传说被不断的夸大，以至失真。现在部分棋谱被发掘出来，于是有可能通过当时的棋谱进行具体对比分析，还原晚清中日围棋水平的实际。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推演比较清代中日围棋的技艺水平，从而为中国古代围棋棋艺正名，这也是中国围棋史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课题。
二、高部道平访华事件考
宣统年间高部道平来中国，打遍当时中国最高手，让到二子三子，中国棋界产生巨大震动。这一事件也成为对中国古代围棋技术和历史的怀疑甚至否定的发始。但这怀疑否定其实是越后而越严重的。对这一巨大差距引起的震动感，在当时是不及后来大的。因为这第一批与高部道平对弈者都知道他们的水平并不高。早年周小松也曾经是让二子三子横扫中国无敌手。当时周小松去世还不到二十年，记忆犹在。如当时人王伯恭说周小松死后“吾国国工遂绝”。《棋国阳秋》中说“丁之盛年，与周小松弈，亦受二子〔按：实际是受三子〕。今以垂暮气衰，敌高部氏（受二子一胜一负），则高部尚在小松之亚。” 有切身的比较在，有周小松在，尽管他们体会和认识到高部道平和日本围棋的强大，但绝不至于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到民国到解放后，周小松早已远去，看到的就是眼前的巨大差距了，对那第一次的冲击感觉反而更加强烈。以至于现在到网上去搜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字，有不少成了绘声绘色因而也难免夸大失实的小说了。因此仔细考证高部道平访华事件，还原真相是十分必要的。
高部道平宣统年间在华对战共有三次，一次在保定，两次在南京。
1、宣统元年保定棋战
关于在北方保定的棋战笔者未能找到直接史料，赵之云《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一文中记述可能出自高部道平的《围棋圣典》，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引述如下：
光绪末年（约1906-1909）北洋军阀段祺瑞出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段氏生平酷爱围棋，正巧保定附近聚集不少日本商旅，段氏与日本人下围棋经常取胜，因此产生了日本围棋不行的印象。就在此时，有一位日本业余棋手中岛比多吉路经保定，为段祺瑞留住，中岛战胜了段，观弈的日本人乘机宣传日本围棋强于中国，双方争论不休。段祺瑞因自己不是敌手，便从北京请来几位围棋高手，将中岛击败。但据说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中岛棋艺猛进，接近专业初段水平，使几位中国棋手都感到难以对付。于是段祺瑞又邀请两位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棋手张乐山、汪云峰前来助战。张、汪两人来到保定后，经几度交锋，使中岛无法抵挡。
1909-1910年日本专业棋手高部道平（当时四段）来中国旅游，顺道至保定拜访中岛。中岛见到高部，真是喜出望外，就问他“段祺瑞身边最近来了中国最强的棋手，您是否愿意一试高下？”高部欣然应允。于是高部被引见给段氏，并分别与张、汪对垒。起初是分先对弈，高部的棋艺使张、汪束手无策，节节败退，最后一律被高部让二子，而段祺瑞则被让五子。
查段祺瑞年谱，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段祺瑞任陆军第三镇统制，驻保定，并兼职督理保定各武备学堂和军官学校。宣统元年十一月（1909年12月）段祺瑞调任陆军第三镇统制，驻南苑，离开了保定。由于高部道平是1909年即宣统元年来的中国，而同年冬去南京，因此保定之战可能是在宣统元年（1909）的夏秋。对局的地点应该是段祺瑞驻保定军官学堂的府邸。
当时的对局者之一汪耘丰（赵之云记的汪云峰应是同音误）曾经在民国6年（1917）编著《问秋吟社弈评》，收录高部道平访华对局，但全部是民国年间高部道平再来时的对局，没有宣统年间的保定对局。他在“自叙”中说得很清楚：“日本高部道平，在其国弈居五段，来华与都人共弈。”这里的“都”指首都即北京。而对于八年前的事情一字都没有提。另外《问秋吟社弈评》有王伯恭的序，其中提到了高部道平的南京对局，也没有提到应该就是此前的保定对局，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2、宣统元年南京棋战
赵之云的文章也介绍了高部道平在南京的两次对局情况，但因为其所据的王伯恭《问秋吟社弈评》序和黄铭功的《棋国阳秋》均能找到，故下面直接引用原文：
昔周君小松有言：棋虽小道，恒视国运为盛衰。乾嘉时号称极盛，至道光中叶同时国手有二三十人。后稍陵替，光绪初惟小松一人在耳。辛卯秋小松物故，吾国国工遂绝。当时所谓高手如汪叙诗、金明斋、林怡书、王彦卿、陈子俊辈十许人大率受二三子，他无闻焉。己酉冬杨杏城侍郎奉使江南，集善弈者会于秦淮。适日本高部道平来自东海，日与彦卿、子俊角，受以二子胜负相当。
——王伯恭《问秋吟社弈评》序
王伯恭（1857—1921），原名仪郑，字伯恭，后又名锡鬯，淮南人，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十六年（1890）官国子监学正，后为湖北宜昌府通判，入张之洞幕，又调署归州（湖北秭归）知州。自称与周小松往还，棋技如何未知。王伯恭此序中只提到宣统元年的南京对局而没有提及保定对局和后来宣统二年的南京对局。带高部道平到南京的杨杏城侍郎即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州（今江苏盱眙）人，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智囊，曾任商部侍郎兼邮传大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曾经主持招商局和南洋公学（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己酉冬即宣统元年冬，其时间在1909年12月到1910年1月之间。杨士琦与段祺瑞都是袁世凯是亲信，两人当交好。时间应该是就在保定对局之后。地点据高部道平的《围棋圣典》记在南京的“杨士琦府邸韬园”。韬园是当时苏松太道蔡和甫的私家园林，杨士琦奉使江南驻于此，高部道平可能不清楚。韬园在复成桥东秦淮河边，现已不存。
3、宣统二年南京对战
见于民国6年（1917）刊印的黄铭功《棋国阳秋》：
宣统二年，中国于金陵开南洋劝业会，万方辐辏，游士麕集。浙、皖、淞、沪、苏、扬诸弈手，皆至江宁，好事者为东道主，议邀日本大国手一试其棋品。电告东京方圆社该社员五段高部道平，（日本棋手以初段至九段为品第。初段地位，略如中国之四子棋。九段为极至，日人亦不自居。）渡海西来赴会。范楚卿等各与对子，皆大负，受二子仍负。丁学博年最老，勉与对局，受二子，二局，一胜一负。丁之盛年，与周小松弈，亦受二子。今以垂暮气衰，敌高部氏，则高部尚在小松之亚。但其国尚有八段者，恐小松虽在，无以胜之矣。
——黄铭功《棋国阳秋》
黄铭功（1864-1925），字琴台，湖南湘阴人，毕业于岳麓书院，清末拔贡。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上海《舆论日报》社主编副刊《国闻》，较早接受西方民主思想，主张立宪变法，废科举，办新学。后回湖南，致力于教育，任教于省一中、一师、公立法政、长郡联中、雅礼中学，湖南工业专门学校。黄铭功好弈而自名弈叟。《棋国阳秋》记载围棋掌故、轶闻，尤其是当时湖南的棋人棋事。虽然篇幅不长但很有史料价值。南洋劝业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由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6月5日在南京举办，历时达半年。
从“电告东京方圆社该社员五段高部道平”来看，高部道平当时在日本。即宣统元年到南京对局后高部道平回了日本，这次是专门邀请而再来的。高部道平是五段，正式邀请是很隆重的，不会错，而且有资料说高部道平从中国回去以后升了一段。“九段为极至，日人亦不自居”，是指当时的本因坊秀哉还是八段。另外高部道平在其《围棋圣典》中收录有当年10月在“南京韬园杨士琦邸”让张乐山二子的一局棋谱，以三子半胜。（赵之云在《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中也说到）。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高部道平接受南洋劝业会正式邀请参加对局后，正好去年在保定多次对弈的张乐山来到，于是因为杨士琦的关系再次安排到韬园居住对弈。如此则南洋劝业会对局应该是在1910年的9、10月间。
另外有一件不能算是完全题外的事在这里附带一述。由于《围棋圣典》查找不到，因此高部道平与张乐山的对局棋谱未能查到。但从网上查到此局棋谱的一张不清晰的第1谱照片。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有当时使用中国规则计数的过程介绍，“以361目的一半180目半为标准，多的一方为胜。”并计算此局：白子空之和182，黑子空之和179，并说明按日本规则白胜5目。实际标的是“白胜三目半”，这里的“目”应是“子”，赵之云引用时就改了。当时中国让子棋的规则是要还让子数，因此白182是胜3子半。如果现在的让子棋还让子数的一半，白就只胜2子半，即当时规则上手相对要容易让一些。另外这里没有提到还棋头，由于没有全局棋谱，不知道是否双方棋块相等而忽略。
关于高部道平在宣统年间访华打遍中国南北最高手到让二子、三子事件，目前能考证到的事实就是这些。现在各种介绍描述这一事件的文章的原始依据也就是这些。超过这些的都是敷演出来的故事。比如有些文章说到高部道平1910年到南京，“围棋名宿如金明斋、林诒书、王彦青、陈子俊纷纷被高部杀的受让二子甚至是三子、四子。”其中金明斋、林诒书当是不确的。金明斋是杭州人，此时已经年近八十，第二年即去世，不可能来南京；林诒书是高官，正在徐州兵备道任上，即或要下也是棋手到他府上去以门客的方式下，如段祺瑞那样，不可能离开任所跑到南京去与一个日本人下棋。这是把王伯恭原文叙述周小松与当时高手“汪叙诗、金明斋、林怡书、王彦卿、陈子俊辈十许人大率受二三子”，移植到与高部道平对局，以壮大队伍使故事更精彩。另外“受让二子甚至是三子、四子”也是不实的。所有这几次对局都只到让二子，没有让三子、四子。即使是下得最差的范楚卿让二子也不胜，也没有继续再让。这几次对局比较正式，二子也不能胜就不必下了。到后来民国年间再来，对局的对手更广泛了，才有让三子的。让得更多的就是一些爱好围棋的官或商了，如段祺瑞这样的特殊人物，那是另当别论的。
三、与高部道平对局的中国棋手
保定对局的中国棋手是明确的，汪耘丰和张乐山两人。宣统元年南京对局，虽然“集善弈者会于秦淮”，人数不少。但高部道平“日与彦卿、子俊角，受以二子胜负相当”，即秦淮棋会人不少，但能与高部道平对局者只有王彦卿和陈子俊二人。保定棋战在前，差一点的也就不必上了。宣统二年南洋劝业会对局“范楚卿等各与对子，皆大负，受二子仍负。丁学博年最老，勉与对局，受二子，二局，一胜一负。”可能有多人，但举名者仅二人：范楚卿和丁学博。下面对以上六人作一介绍。
汪耘丰（1869？ —1947？），名富，北京大兴人。同治光绪时北京名手刘云峰的弟子，时人因呼刘为“大峰”，汪为“小峰”。大峰南人而客京，小峰北人而好游江南。在上海吋汪耘丰每日必去茶楼，到即拉人对局。他生性爽朗，不计黑白高下，思路敏捷，落子迅速，尤檀长于中盘战斗，是清末民初与张乐山并称的北方高手。上面所述六人中汪耘丰最年轻（当时四十一岁），民国初期还活跃于棋坛，与再度来华的高部道平继续有对局。并在民国6年（1917）编著《问秋吟社弈评》，收录了这些民国时期的对局。一年后（1918）他还与来华的广濑平治郎六段在受三子对局中获胜。民国时期知名棋手如刘棣怀、金亚贤、崔云趾、汪振雄以及少年时期的吴清源等均接受过他的指导。
由于汪耘丰是当年与高部道平对局棋手中唯一后来还长期活跃在棋坛的棋手，因此后来研究者在比较高部道平与中国清代最后一个国手周小松时，都把他当作对比者。汪耘丰本人和周小松没有交集，但他的老师刘云峰曾经和周小松有过对局，是受让二子。而据汪耘丰说自己与老师刘云峰的水平相比不差，而由此得出高部道平可与周小松相当。但这样的间接比较含糊性大于确定性。而且录有周小松让刘云峰二子棋谱的《皖游弈萃》刊印时汪耘丰还刚出生，两人年龄差距应该很大，到汪耘丰能与老师抗衡时老师早已不是当年与周小松对局时的刘云峰了。
张乐山（？-1912）也是清末名气很大的棋手，曾经从北京著名棋手英星垣（也是周小松让二子的）学弈，在北方颇负盛誉。当时上海名手设擂台每局棋索五银元，而张乐山来沪时每局要十银元，可见其声望和自负。民国四年（1915）吴祥麐、黄瀛仙编的《周小松受子谱》上收录有吴祥麐与张乐山的对局棋谱，吴祥麐并撰有小传：
张君乐山，合肥人，工书画，尝为前清山东某县令，因嗜弈去官。以生平未得与周君小松会弈为憾。然曩在南洋劝业会，与日本名手高部道平弈，受二子互有胜负，则其程度亦可见矣。嗣游沪江，与余弈十余局。壬子秋，因病入广慈医院，竟卒。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了张乐山在南京与高部道平的对局，而没有提到他在保定的对局。包括汪耘丰在《问秋吟社弈评》中也只提后来在北京的对局，而没有提到保定的对局。可能南京对局是公开的，而保定是在段祺瑞在军校驻地下的，外界难以有明确的传说。《棋国阳秋》中记述南洋劝业会对局没有张乐山，以张乐山之名不可能忽略。张乐山对局在韬园，韬园距举行南洋劝业会所在地三牌楼很远。因此当是借南洋劝业会高部道平来南京的机会，另又安排与张乐山的对局。另外这里说张乐山与高部道平“受二子互有胜负”，而很多文章说两人对局有七八十局（有说72局），张乐山仅胜13局。不知这个说法的出处何在，也许也是出自高部道平的《围棋圣典》。可惜没有能找到《围棋圣典》。但从我们后来发现高部道平让二子五负陈子俊的棋谱（后面有具体分析），而《围棋圣典》完全没有提及来看，高部道平的记述也是有明显的选择性的。
王彦青（？ 一 1913），名顾，字彦青，或作颜卿，燕卿，绰号“王四麻子”，扬州人。王伯恭记述宣统元年冬高部道平在南京“日与彦卿、子俊角，受以二子胜负相当”。王彦青在上海与范楚卿齐名，曾在上海与张乐山一起设擂，乐山自以名高，每局润格十元，彦青次为五元。王彦青与张乐山均没有与周小松有过对局，按年龄还是赶得上的，但没有机会。与王彦青齐名的范楚卿就与周小松有过对局。张乐山“以生平未得与周君小松会弈为憾”，就是一种自负，因为他自以为比王彦青、范楚卿等高。但实际上在对高部道平上也并不见得好。
陈子俊（？—1912？）江苏扬州人，与周小松同乡。吴祥麐在《周小松受子谱》上也有简介：
陈子俊寡言沉默，幼即有名弈界，曾校《子仙百局弈谱》。与周君同里闬，闻弈局甚多，惜余处无稿。兹以辛亥在沪时与余对局之谱附录于《受子谱》后，聊存朋俦鸿雪云尔。
陈子俊与周小松“同里闬”就是住在同一条弄堂。据说与周小松也是受二子，但并未见有棋谱。陈子俊以校订晚清国手陈子仙的《子仙百局》，而在棋界留名。《子仙百局》光绪初年赵晋卿编。光绪十六年（1890年）常棣华再刻时请陈子俊校订，书名改为《陈子仙围棋百局》。陈子俊与丁礼民交厚，丁礼民与他人对弈甚少，独与陈子俊两人对弈较多。据说陈子俊曾在庐山与张乐山分先20余局，胜负大致相当。陈子俊的生卒年未知，大致和丁礼民相近，据说早于丁礼民去世，则应在辛亥年与吴祥麐在上海对弈后不久。非常庆幸的是我们在上海棋院收藏的一部棋谱《怡云山馆遗稿》中，发现了他宣统元年在南京与高部道平的对局棋谱，被让二子，共五局，陈子俊全胜。正是有了这五局原始棋谱和丁礼民（丁学博）与高部道平的两局原始棋谱，使我们得以能够通过与高部道平和周小松都有对局的的两位棋手的具体棋谱来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对晚清中日最高水平的比较有了可能。
范楚卿，江苏无锡人，久居上海，棋风稳健细致。年龄不知，光绪九年（1883年）周小松应邀到杭州，与南方第一高手金明斋让二子对弈十局，北归时在上海停留，范楚卿等上海棋手纷纷上门求教，都是让三子，惜棋谱未有留世。范楚卿是清末民初南方棋手中声名较著者。清末范楚卿与王彦青为上海弈界最著名者，1913年范楚卿听到王彦青死后说：“王四麻子死矣，棋坛可惜又少一员将星，今后大江南北唯我独尊了。”范楚卿晚年常往来于上海、无锡之间，也去过北京。1910年在南京对高部道平，“与对子，皆大负，受二子，仍负”，战绩不好。有说在民国3年去世，但民国《海上近年名手汇集》录有1920年范楚卿对加藤信五段的受二三子棋谱。按光绪九年（1883年）即已经是上海著名高手，则此时当已六七十岁，南京对局时至少五十多岁。
丁礼民（1836—1914），名立中，又名学博，号秋塍，镇江人。出身于爱好围棋的世家。祖父丁孟书“养生林泉，多延弈友”，并延请国手钱贡南住家教棋。道光年间其叔父丁剑侯又请周小松到家教棋，丁礼民随学。太平天国乱时，丁剑侯移居江苏东台，继续延请周小松到东台，达到周小松让三子水平。丁礼民随其叔父到东台，亦得到周小松的指点。后到南京任江宁府儒学教谕，与周小松仍有交往。由于他与周小松有真正的师承关系，在清末弈坛很有时望。但他是官员，除陈子俊外未见有与其他棋手的对局。丁礼民有棋谱手稿《怡云山馆遗稿》，其中收录与周小松受三子十局受二子二局棋谱。周小松在同治九年（1870）编印的《皖游弈萃》上收录有周小松让丁礼民的叔父丁剑侯三子的棋谱，但没有与丁礼民的棋谱。说明那时丁礼民（三十五岁）还没有达到三子。由此看来后来的真正棋份应该高不过三子。受二子棋局可能是周小松晚年对十几岁就跟他学棋的多年学生的一种友好对局。另外有记述光绪十年以后周小松让子棋份均降低一子，即让二子的改让先，让三子的改让二子，《陈周弈谱》录光绪十年周小松对汪叙诗让先棋谱时说“汪虽惨淡经营也颇感荣耀”，因为几十年都是让二子的。汪叙诗是那个年代周小松下第一人，光绪末年去世。
宣统二年高部道平南京劝业会对局，丁礼民七十五岁，“以垂暮气衰，敌高部氏”。《棋国阳秋》记：“丁学博年最老，勉与对局，受二子，二局，一胜一负”。《怡云山馆遗稿》收录了这两局棋谱。
以上六人除汪耘丰对局时四十一岁，范楚卿可能五十多岁以外，均是老年人。其中丁礼民最年长七十五岁，其余三人年龄未知，但从均在随后二三年去世来看年龄也可能在六七十岁之间。
四、棋谱对比分析
在上海棋院收藏的棋谱中，《怡云山馆遗稿录存》一定是属于最不起眼之列的。薄薄的发黄的手抄棋谱，纸张的颜色甚至大小都不一，纸张大的还要折起来，棋谱也记录得极为草率随便，明显是时代、来源不一的棋谱杂乱的混合。那就是某一个人，在几十年里记录的一些棋谱，被后人不加分辨的装订在一起，名之以“遗稿录存”。但当打开棋谱仔细一看，却立刻产生出一种震撼感。因为赫然入目的“日人高部道平-丁秋塍”、“日人高部道平-陈子俊”，令人想到了清末高部道平横扫中国，从而彻底的改变了中国围棋的那段历史。那一段历史虽然被令人屈辱的描述了不知几多遍，但想看一下到底下的是怎样的棋，却从未有棋谱可证，现在在这里发现了。还有，这遗稿中还有不少“丁秋塍-周小松”的棋谱。清末中国围棋衰落，那些被高部道平横扫的棋手在晚清的围棋史上本就是二三流，于是如果高部道平对上的是周小松会怎么样？也是一个令人不得不想的问题。但一直来都没有找到直接比较的对象，于是人们不得不通过和高部道平对局者之一的汪耘丰的老师刘云峰来比较，刘云峰是周小松让二子的，但刘云峰与汪耘丰之间也没有棋谱留下来，这间接的比也是争论不清。现在比较在同一部棋谱里出现了。
这部棋谱前面有徐润周1966年5月写的题记：“此为清末名手镇江丁礼民原稿，其孙渠清捐献。”即它是丁礼民的遗稿。
（一）：丁礼民-高部道平 共2局；
丁礼民受两子与高部道平棋谱有两局，一胜一负，与记载一致。下面我们根据棋谱从布局、中盘、官子、全局四个角度来分析推断双方当时实力对比。
1、布局
两盘棋都是授两子的棋局，我们先看布局的几个片段：
图一
图一：实战白1粘有些随手，明显不如图二：
图二
白1团，黑2同样只能防守角部，白3出头明显更顺畅，实战白棋其实是一个失误，只是黑棋没有抓住。
图三
可惜图一实战黑4失机，图三黑1飞封才是此时局面之重，白棋受自身所困，无法对黑棋角部实战手段，只得双方安定。这样的话等于黑棋白白抢到了价值等同急所的一手棋，如此黑棋大大扩大了起始时受两子的优势，作为上手，出现这样的失误是不应该的。
图四
图四：我们再分析一下左上的攻防，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央和下边的价值同样也非常大，这是一个涉及到局部和全局关系的局面。首先，我们分析局部。
图五
按现在围棋的理论，图四实战黑1-3是很损实地的下法，而且左边三子相比白棋挂角一子并不薄，现代围棋断然会选择如图五攻击的姿态，而不愿意选择实战先损失实地的下法，从这一招法可以看出现代围棋理论和当时围棋的区别，实战的选择在现代围棋中基本是不会考虑的。
当然实战黑1-3定型，和图一的失机于黑棋而言，都源于过于求稳，在这里不得不强调一下丁礼民先生在下这盘对局时已经七十五岁高龄，和他年轻时善战的风格极为不同，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随着年龄的上升，对战斗和计算力信心有所下降，更愿意选择稳健、看得清的下法。
图六
实战图四中，相比黑1、3的手法，黑11的选择更有商榷之处。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局面棋盘广阔，需要考虑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黑9立之后应如图六：黑1脱先是局面之重，取得中央战斗主动权，随后黑5夹击无论从实地角度还是战略角度，都是价值极大的一手，上方断点并不着急，A位断，B位弃子即可。如此黑棋依然明显优势，布局阶段丝毫不落下风。事实上黑1、3的古代手法一般是上边星位一带有黑子配合时才使用，如此也就不会有黑11。从这个局部的棋感生疏和丁礼民先生早年的棋谱对比可以看出，丁先生在七十五岁高龄时，棋的敏感度已经有所下降。
图七
图七：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黑棋如果打算在左上花一手棋，那也应如图七黑1倒虎，这也是局部常型，如此厚实程度明显优于实战。从布局这几个图可以看出，双方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围棋理论差距，白棋的错误小一些，而且黑棋没有抓住，因此布局略有获益，显示出了实力上略占优势。黑棋的失误主要体现在过于求稳和对局面不够敏锐上，年龄是一个非常不容忽视的原因，这使得黑棋选择过于求稳的策略或者产生“英雄迟暮”------敏锐程度已大不如前。
2、中盘
图八
无论是现代围棋还是古棋，中盘是最反映两位棋手实力的。实战图八中的攻防我们可管中窥豹，了解两位棋手的风格。黑1方向正确，通过压缩白棋的同时下厚自身。白2略显凝重，应6位跳。因为将来白A是绝对先手，白B也在不是特别紧急的场合基本也可视作先手（脱先的话黑角将被搜刮，实地损失严重），均可防住C位点入的弱点。而此时局面重点在中央，黑棋断无可能立即为了C位的实地落个后手，丢失大局。因此白A或B防守后，C的缺陷基本不存在，如此明显优于实战。
同样白4的失误类似于白2，应直接白8一手尖住，下边没有任何隐患。实战白4、6过于稳当，和黑棋5、7的交换是内和外的交换，明显亏损。
可惜黑9的错误更严重一些，我们可以和图九比较一下：
图九
图九：黑1飞，控制大局，将来黑A位是愉快先手利，可利用左上厚味，搜刮左边白棋，获利甚多。实战黑棋有凑白棋好形之嫌，更关键的是，本图是黑棋掌控大局，而实战形成了双方争头的乱战格局，相去甚远。
从本局的中盘战斗看，从现代围棋的眼光来审视，双方都属于非常稳健的风格，尤其图八中的白棋2、4如此沉稳的下法，在让子棋上手方角度非常少见。因此本局白棋中盘并没有占得黑棋多少便宜。从让子棋角度，如果中盘占不了多少便宜，这盘棋就很难下了。
图十
图十：这是两位棋手的另外一盘实战的中盘战，布局基本旗鼓相当，中盘黑1、3挖粘略缓，应直接跳出，但这并不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是，面对白4的攻击，后续黑棋整体作战过于凝重，最明显是黑7应如图十一。
图十一
图十一：黑1托过，轻灵处理，是此时局面只此一手。
实战黑棋的作战思路是要活出这一块棋，因此越下越重，虽说后面也应该弃子转身，但从思路连贯的角度讲，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最终左突右冲后虽然如愿做活，但不仅自身仅是两眼苦活，还把白棋撞的厚实无比，黑棋得不偿失，亏损严重。
这盘棋，丁先生这一战把两子的优势消失殆尽，AI的分析也证明了一点。“星阵围棋”和“KATAGO”对这一战的评价都是黑棋从胜率90%降到了不到20%，亏损了超过70点的胜率。应该说这盘棋的胜负关键就是这一战，更精准点说是黑棋没有选择图十一的转身思路，而是选择了执意活出，这一战略选择决定了这盘棋的胜负。而黑1托过是非常普通的下法，丁礼民先生这样的水平应该是完全清楚的，想来在他从前的棋局中一定不止一次托过。这是一个与他的水平完全不相应的失误，也只能说由于年龄的原因棋感显得有些钝化了。
3、官子
图十二：我们在前文提到，第一盘棋的中盘战白棋并没有占到黑棋过多的便宜，黑棋一直保持着优势，此时黑棋只要A位简单顶住防守，黑棋至少胜5目以上，相反如果让白棋抢到B位扳的话，局面会接近很多。
图十二
图十三
图十三：这是实战进程，双方对右下的关键点似乎都视而不见。黑1明显小，白2可考虑脱先抢18，但即使跟着应黑棋也亏了。接下来，黑5白6，黑11-13双方都应该抢占左下，如果说这是对下边的价值之大有所忽略的话，那接下去的几手棋则更难理解。白14的补棋没有意义，左边白棋是活棋，上边白14补完后，黑棋依然有A-C的手段，毛病也没补上。黑15、白16都明显小。此时，局面好多处大官子的价值都要大于这三手棋。黑17确实是价值不菲的官子，但依然小于右下。白18终于动手，局面大幅度接近。好歹黑棋之前领先的比较多，最终一子小胜。
这盘棋官子阶段双方都出现了不少失误，如果说布局、中盘人和人之间有构思、战略、思维方面的区别，感性会占一定的比例。而官子阶段则是计算官子的大小和形势的判断，基本应该是纯理性的，官子的收束会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答案”。而从本局这一阶段的表现看，双方的失误偏多且难度不高，实话实说，这盘棋的官子阶段对局质量实在不高。
4、AI分析
两盘棋的整体观感：双方行棋普遍比较稳健厚重，两盘棋都没有发生非常激烈的战斗，均属平稳格局，谱一黑棋全局自始至终保持优势，在布局中盘虽然缓手偏多，但由于白棋也有失误，所以到官子阶段依然是5目以上的优势，虽遭受右下明显亏损，但依然将微弱的优势保持到终局。而第二盘棋中盘黑棋思维突然出错，形势急转直下，胜负已无悬念。这盘棋虽说是白胜，但是黑送出的，白棋全盘并未有什么亮点，而且官子阶段下得很差，几乎要被黑棋翻盘，这从 AI“katago”软件的全局形式曲线图中可以看出。
（谱一） （谱二）
从曲线图也可以看出，谱一是黑棋的完胜谱，谱二在右边一战黑棋失误后已经是白棋胜局，终局时可能优势意识被大幅度追上，但终究有惊无险。从这两盘棋的AI形势走势图，或者是布局、中盘、官子等阶段的综合分析，应该可以得出结论，白方的实力可以缩小黑方2子的优势，但是否能达到获胜要看黑方是否会犯大错。因此让二子的棋份是正常的“好胜负”。当然是背景：高部道平二十九岁，丁礼民七十五岁。
（二）：丁礼民-周小松共12局
目前能够查阅到的丁礼民和周小松的棋谱共12局，前10局让三子后2局让二子。我们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局面进行分析：
图十四
1、周小松的特点和实力
从这十二盘棋看，周小松的风格属于典型的力战型，擅长攻击，极具胜负感。
我们先看图十四：实战当前局面黑棋右下取地，白棋取势但并不厚实。上边呈现双方乱战格局，黑棋受三子的优势尚在，白棋需利用下边的外势，对黑棋左下两子展开攻击，通俗点讲就是需要“出招”。白1二路潜入，即使到现代，也是常见手段，先取实地兼顾夺取黑棋根据地，随后白15方向正确、手法犀利，一边继续拿捏黑棋棋型，一边取地。随后21、23边破坏黑棋眼型，边顺势进入中央。这一局部的攻击显示了周小松先生非常强大的攻击力，整套攻击体系思路清晰且丝丝入扣，令人赏心悦目，不仅让黑棋子效甚低，还同时攫取了左下实地，下厚了左边，扩张了下边，并且继续保持对黑棋的攻击姿态，展现了很强的实力。
2、丁礼民的实力
图十五
在与周小松的对局中丁礼民的表现显得与高部道平的对局截然不同。面对上手丝毫不怯，能反击决不手软。我们接下来分析图十五：周丁的对局充满了战斗，本局也不例外，实战面对白棋二路大飞的侵袭，黑棋从容应对，黑1堂堂正正入腹争正面，白2出头后，黑3反击强烈，白棋眼见下边暂时无好应手，便转战右边寻找头绪，黑5、7貌不惊人，看上去像两步俗手，实则妙手，凝聚了相当深的计算，我们可见图十六：白1如挡住，黑2、4图穷匕见，至黑10，白棋难以抵挡。图十五中的5、7起到了埋伏的作用。实战黑15不慌不忙，在下边补尽余味，面对白16的攻击，再度17-21强烈反击，计算精确，突破白棋包围圈，一举扩大优势。在这个局部，丁礼民展现的精准计算力和强烈的反击意识，和上一节中和高部道平对弈时展现的棋风判若两人。理由很简单，和周小松对局时，丁礼民属于青壮年时期，计算力敏锐程度都值巅峰，而和高部道平对局时，丁礼民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围棋，从古至今，终究还是受精力体力影响很大，七十五岁的老人要想再保持年轻时期的棋力和专注力，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3、高强度对抗
图十六
图十七
相比丁和高部无战斗平稳进行的两局棋，丁和周的对抗要激烈的多，双方的胜负感尤其强烈。我们试看两例，图十七：此时白棋形势已非，不仅实地落后，而且全局非常薄，上边的棋型更是支离破碎。在这样局面下周小松丝毫没有放弃，白1跳枷，然后再白3靠借劲制造头绪，这完全符合现代围棋的“口味”，希望乱中取胜，搅乱局面，以寻求翻盘的可能性。黑4断针锋相对，随后白棋不顾左下的劫活，先抢攻右上希望获取利益。而黑棋10也不急着引爆劫争，继续进攻，扩大劫材价值，至32，双方处在一个具有必然性的高强度对抗过程，虽然战斗不断升级，白棋展现了强烈的胜负感，但黑棋自始至终掌握着全局的主导，显示了黑棋对计算、对判断的自信，这是在围棋综合实力构成中最重要的拼图之一。
我们再看一例，图十八：本图和上图正好截然相反，黑棋实地不足需要拼搏，黑1毫不含糊，这是黑棋最后可以争胜的地方，白棋其实也不能退让，虽说局面优势，但领先的并不多，稍一手软局面就有可能逆转。白2不可被压缩，反击。黑3再弃一子好手，黑9是紧气的好手，黑13细腻，在借用全部兑现成利益之后，黑15破空。白16关键，如果简单忍耐的话，局面逆转。白22是最后一击，这也是白棋之前看好的，有此一手，黑棋两块棋难以两全，在这个局部，虽说最终白棋棋高一招，计算更深远，但作为黑棋来讲，唯有此拼搏，方有一线生机。双方在这个局部的招法和计算力相当展现实力，始终处于互相反击，稍一手软就会导致胜负天平摇摆的高强度对抗，只是白棋的计算力更精准，实力更强大。
图十八
综观周小松和丁礼民的对局，总体而言，对局质量、对抗激烈程度要明显胜于丁礼民和高部道平的两局棋。尤其是周小松展现了强大的计算力、战斗力和胜负感。而即使黑棋同样是丁礼民，其表现出的实力也要明显高于和高部道平对弈的丁礼民，这其中，年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从和周的对局棋谱中也可以看出，丁礼民也展现了很强的计算力和反击意识，只是周小松的力量更为强大。无论从两人的总胜负，还是从棋谱中展现的局面走向、细节而言，客观评价，即使是授三子这个棋份，周小松还仍然是稍占上风。棋谱中还有2局是周小松让丁礼民二子。这2局都是周小松白棋控制局面而取胜。而且白棋明显留有余地，如打劫略有所得即收手。周小松晚年近七十时逢人即减让一子，也就是游戏之作了。
从以上分析可见，丁礼民对高部道平就是受二子水平，而对周小松是受三子水平。如果间接对比高部道平对周小松差一先。而考虑到对局时丁礼民七十五岁，已经是衰老之年，其水平当然不如与周小松对局之时。周小松自编棋谱《皖游弈萃》收录对多人的让子棋谱，包括丁礼民的叔父丁剑侯让三子棋谱，没有丁礼民的。让三子当是后来，已是周小松的晚年了。而高部道平二十九岁，正是那个年代棋手的黄金年龄。那么说高部道平与顶峰时期的周小松的差距甚至不止一先，也不为过。
（三）：陈子俊-高部道平共5局
陈子俊对高部道平受二子5局，陈子俊全胜。陈子俊与高部道平共下过几局未见记载，但从丁礼民全部记录自己对局，包括负局来看，没有故意隐去陈子俊的负局的可能，既然收录就是全部。这种比较隆重的对局应该有人专门记录棋谱，，因此当然是全部而不会缺漏的。“杨杏城侍郎奉使江南”是公务，下棋时间不会很长，还有别的棋手，一个人不可能下太多。且当时陈子俊也已经年老，没有下太多局的可能。王伯恭记述“受以二子”，说明并未从分先开始下，因为已经有保定对局在先，张乐山都让二子，也就一开始就让二子。因此可以认为宣统元年冬陈子俊对高部道平对局就是受二子共5局，陈子俊全胜。
棋谱分析
1、布局理解
按照一般理解，由于日本较中国更早取消座子制度，在现代定式尤其小目定式，乃至现代布局理论方面，应该在清末时期会更胜一筹。然而，我们通过对棋谱分析，却发现未必如此。
图十九
图十九实战谱：在代表日本现代围棋的“大斜千变”的大型定式中，白棋没有占得任何便宜，相反由于27、31组合棋型漏洞，还给了黑棋一举获胜的机会。
图二十
图二十：由于白棋角上没有活尽，黑棋外面先手众多，此时如果抓住就会反击，白棋摇摇欲坠。如若黑棋优势意识明显，不愿主动挑起战斗，也应如下图。
图二十一，黑1飞补棋高效，白棋若脱先，黑棋以后随时可以引爆劫争，等于随时拥有一把“飞刀”，白棋负担太重，显然不行。
图二十一
图二十二
图二十二：实战黑1、3效率不高，明显过于消极，感觉亏了大半手棋，但即使如此，黑棋两子优势依然存在，之前的“大斜”白棋明显亏了。
图二十三
图二十三：从现代围棋角度看，如图实战的进行非常令人惊讶。首先黑1不是好棋，应上一路小飞，更匪夷所思的是白2，如果换到现在，业余4、5段以上的棋手都会不假思索的选择3位扳，这有关双方根据地，厚且大，况且白棋还是先手。实战白2淡淡一飞，让黑3舒服的立在这里，用现代思维很难理解。
细细研究这五张棋谱，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总之从布局角度，白棋高部道平很难占得陈子俊便宜，陈子俊基本能保持起始时让两子的优势进入到中盘战。
2、中盘战
图二十四
图二十四：这盘棋下到黑1时，应该是五盘棋中难得有的比较接近的时刻，黑棋两子的优势被蚕食了不少，但还保持微弱的领先，此时棋盘还大，作为上手的白棋，应该还有机会。不过接下去的一战令人有些意外。首先白2应该继续贴，实战靠长貌似借劲，实则对黑棋下边两子威胁不够。实战黑3、5十分犀利，接来的一场短兵相接的“巷战”，黑棋几乎把白棋打的无还手之力，至31清点战场，黑棋实地无损失，下厚了左边，击穿了下边。而原本呈攻击之态的白棋，一块极苦且还没活尽，另一块也是孤棋状态，黑棋一举奠定了胜势。在让子棋中，下手通过局部战斗击溃上手，这是非常少见的事情。这五盘棋双方中盘战的表现来看，应该说各有亮点，也各有不少失误，高部道平未见有高过陈子俊之处的表现。从让子棋角度，如果中盘力量不占优势，那就很难让了。
3、棋力问题
一个地方有没有棋，如果是在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那是敏锐度问题。但如果是在一个必然会投入大量精力思考的地方，那就是棋力的问题。说来有趣，五盘棋中，有一盘是高部道平唯一有争胜机会的，却下了几十着始终没有发现，最后消于无形。我们见图二十五：
图二十五
图二十五：这是其中一局的最后纪录图，标注是白胜，后面的着数未纪录。目前局面黑棋实地领先较多，想来是后面收官平淡没有记。但实际上白棋是还有强烈手段争胜负的。
图二十六
图二十六：白1靠，犀利，右边黑棋味道极坏，白棋抓住机会出手，黑棋空里将直接出棋，黑2如立，白棋再出动右上伏兵，可通过弃子打穿黑空，如此局面白棋稍优。黑棋其他应对，白棋可借用右下三子余味，施展手段，黑棋依然难以两全。
但是右边的棋形是在100手时形成的，到棋谱结束的140手，过了40着。也就是说这盘棋黑棋一直有机会补掉这毛病，而白棋也一直有机会出手施展手段，双方一直对此处视而不见，究其原因只有一个：都认为没有棋。
右边黑棋明显是有棋型缺陷的，白方必然会思考如何在这里获得最大利益，甚至出棋。尤其是当棋局已经要输的时候，必然会投入大量时间去思考，但最终没有找到。这也可以说是最能代表高部道平水平的一个测验。试想如果换做周小松，从他全盛时期对棋型的极度敏锐来推测，应该不会错过这样逆转的机会。
4、AI分析
（谱一） （谱二）
（谱三） （谱四）
（谱五）
谱一至谱五分别是五盘棋KATAGO的胜率走势分析，可以看出，除了第一盘棋我们刚才提到的右边有棋但双方均无发现，影响了胜率走势之外，其他四局基本都是一边倒的黑棋完胜，而第一盘棋如果从棋谱和结果做出双方都认为没棋的推论的话，那这盘棋从实质内容讲，应该也是黑棋完胜。
这5盘棋陈子俊不仅仅是全胜，而且全是完胜，甚至有两盘AI的胜率自始至终没有低于90%。高部道平除了一盘有他的水平达不到的机会之外，无一局有任何胜机。从一边倒5：0且每局差距巨大来看，不仅仅是让不了二子，甚至连让先都恐为难。而且即便按照日本的规定连负四局就该升级改让先了，何况是连负五局。按说下成这样应该改为让先再下，但没有。既无棋谱也无记述，就是只下到此为止。这主要可能是年龄关系，没有精力再下。也可能是陈子俊自认为与张乐山棋力相当，于是见好就收了。陈子俊和张乐山与高部道平对局的差异可能与棋风和心态有关。从棋局看陈子俊控制让子建立的优势的能力很强，牢牢把握住二子，无论上手怎么施展手段，不为所动，让上手无隙可乘。当然也与陈子俊曾经经受过周小松的高手压力有关。而张乐山当时自认是中国第一人。对局金也要比别的成名高手高一倍，其自负可知。甚至到以未能一会周小松而憾，心态何其膨胀！这样长期猴子称大王惯了的人碰到比他高的人，在心理上难以调节到下手心态，下出来的棋就会打折扣了。
陈子俊对周小松据说是受二子，但未见棋谱。在周小松让二子的棋手中陈子俊不算是突出的。当时二子中的著名者是汪叙诗、英星桓、金明斋、徐艺斋、林诒书、刘云峰等。光绪九年（1883年）周小松与名声很高的金明斋的十局赛是晚清一次著名的棋赛，周小松让二子七胜三负，而当时周小松已经六十四岁。陈子俊受二子对周小松还不算是周小松的劲敌，他拿来对付高部道平的方法对付不了周小松。因此从棋谱看高部道平对周小松应该也是有一先的差距。也如丁礼民一样，如果考虑到年龄因素，一先也许还不够。
另外还有一个与高部道平和周小松都对局过的棋手唐善初，曾经叙述过亲身感受，也可参考。唐善初，扬州人，周小松同乡，曾经有周小松受三子指导。据说（不确）也是1910年在南京迎战高部道平者之一，受二子不胜。民国后来在上海，受三子与高部道平对局胜负相当。著名棋史家徐润周在《海上围棋杂忆》中记述他与当年曾经与周小松和高部道平均受三子对局的唐善初的交谈：
唐翁也是当时亲炙周小松之仅存者，着法平稳，不耍花腔，每谈及和小松及高部道平下棋往事，娓娓不倦。我便问他：“小松死后，既无国手专称，我国又没有段位等级，您和小松及高部都是受三子，假如小松也照日本式授段，是否与高部同等（高部当时五段）？”王翁说：“这样比拟未必适合，我对二人虽均是三子，但高部很为吃力，小松则应付裕如。还有一点人所不注意者，小松晚年名望很隆，各方争聘，除招待盘程外，还送很高的酬金，小松既欲保全令名，且望多得收益，便宣称当前棋界水平已高，凡饶子者均晋升一级，如五子减为四子、三子减为二子等，其实是为了养神厚利，有所保留，而高部则饶子已经让足，故难相提并论。”
——徐润周《海上围棋杂忆》
唐善初明确认为周小松高于高部道平，而且还没有考虑到周小松与唐善初对局时已经年近七旬，而唐与高部道平对局时也是年过七旬。
虽然通过棋谱间接比较难以完全准确，但以上三例的分析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有一定可参考性。还有一个让子棋的能力问题，有的棋手可能擅长下让子棋，有的棋手不擅长。不过这个问题对那时的棋手不是问题，当时的职业棋手包括日本中国，下指导棋都是他们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没有不擅长下让子棋的。下一节将指出，高部道平的水平在当时的日本，与他能不被让子下的不过十几人。就在他来华前，对后来大名鼎鼎的濑越宪作他就是让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周小松高于高部道平至少一先以上是有依据的。
五、高部道平在日本棋坛地位评述
由于高部道平当时是四段，他与段祺瑞说日本还有本因坊秀哉可以让他二子。因此有一些文章就进一步演化：“高部道平在日本充其量也就是个二流棋手”。一个日本二流棋手就把中国高手都打到让二三子，那就更严重了。高部道平当然不代表日本最高水平，但不能因为高部道平是四段（第二年已经是五段）就认为他在日本围棋界是无名之辈。那个时代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日本围棋界的高手并不多，差距也较大，本因坊秀哉是一枝独秀。除了方圆社社长岩崎健造那样实际已经退出一线的老人，秀哉对所有其他棋手最少是让先。秀哉本名田村保寿，1905年升为七段，当时与田村保寿七段争夺本因坊的是雁金准一六段，可见当时日本的高段棋手很少。除秀哉以外还在一线下棋的另一个七段石井千治（中川千治），本来应该是分先的棋份，但实际在番棋中被田村保寿打到让先还不胜，田村保寿也因此升为八段，成为了本因坊秀哉，时间是1909年的2月18日，也就是高部道平来华前不久。随后秀哉让二子继续胜石井千治七段。另外还有一个广濑平治郎五段，在田村保寿时代还曾经打到分先，但到本因坊秀哉时就和高部道平一样被打到先二了。因此说高部道平被秀哉让二子并不能说明他是二流棋手，在当时日本棋坛没有被秀哉让过二子的只有雁金准一一人。能让二子就是高手了。
除了石井千治、雁金准一和广濑平治郎，接下来比较强的棋手就是野泽竹朝四段、高部道平四段和铃木为次郎三段，以及刚刚出道的濑越宪作三段。高部道平在来华前不久，和濑越宪作下了一盘让先的棋。高部道平在占优的的情况下被濑越宪作逆转，黑四目胜。接下来铃木为次郎以先相先对濑越宪作，即六局中铃木二局先濑越四局先，结果濑越宪作四胜二负，于是两人均定为三段。时间大约就在高部道平来华期间。上面几人的当时棋力一般认为野泽竹朝最强，但1913年野泽竹朝四段在受二子下输给秀哉1目，而同时已经升为五段的高部道平留下来的与秀哉的棋谱是让先2局负，受二子2局胜。高部道平1918年升六段，而野泽竹朝到1926年才升为六段。因此两人也就在伯仲之间。铃木为次郎三段和濑越宪作三段后来的成就高于高部道平和野泽竹朝，但当时就如他们的段位一样应该还是稍逊。比如铃木为次郎曾经被野泽竹朝打到先二。除此以外比较活跃的还有关源吉五段，岩佐圭四段、喜多文子三段等，但实际棋力应该稍逊。因此高部道平的水平在当时日本棋坛大约处于第五六位，这当然是很高的。
高部道平当时与秀哉关系很好，曾是秀哉门下得力干将，帮助秀哉登上本因坊位，也是日本棋坛举足轻重的人物。高部道平从小就有棋才，1903年被当时的本因坊秀荣看中，认为棋才难得直接授予四段，这在等级森严的日本围棋史上是唯一的。当时秀哉（田村保寿）是六段，两年后升七段，1909年升八段。高部道平从中国回去以后升为五段。1914年秀哉被推为名人，即九段。1918年高部道平升为六段，大约在十年以后升七段。因此高部道平和秀哉的差距大致是3段，棋份是先二。让二子下高部道平胜多。
1922年雁金准一、高部道平、铃木为次郎、濑越宪作等四位棋手发起成立裨圣会，提出了贴目、读秒，以及升段赛等革命性改革。其时石井千治和广濑平治郎均已五十多岁，野泽竹朝患病，高部道平等四人就是当时棋坛除了本因坊秀哉以外最有影响力的人了。1924年高部道平奔走游说于本因坊、方圆社、裨圣会三大围棋组织和财阀大仓喜七郎，倡议成立了日本棋院。高部道平对于日本棋院的成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见他在日本棋坛的地位和影响力。同年底由于内部矛盾，高部道平与雁金准一、铃木为次郎、加藤信等又脱离日本棋院成立了棋正社。棋正社继续裨圣会的改革，基本奠定了现代日本围棋的比赛制度。在日本棋院和棋正社初期高部道平还是位居前列的中坚棋手，30年代以后年过五十的他渐渐不见于棋战。后来被棋正社定为九段，应该更多是荣誉意义了。高部道平于1951年去世，享年七十岁。毫无疑问，说高部道平是一个二流棋手是对日本围棋的无知。
六、结论
高部道平与秀哉是标准的先二。秀哉的顶峰应该在1914年成为名人（九段）的时候，四十岁。现在可以找到大致在那个时候前后的秀哉对高部道平四局棋谱让二子2局高部道平胜，让先2局秀哉胜。这个时间是紧接高部道平访华以后。从前面与高部道平和周小松都对局过的陈子俊、丁礼民和唐善初的分析比较来看，周小松明显强于高部道平，一先至少的。而且高部道平是以其棋艺顶峰时期的年轻人对三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而三人对周小松是在青壮年，周小松是在晚年。周小松的巅峰时期是在咸丰到同治初与陈子仙争锋的时候，其时的水平当远非晚年时对后辈的指导棋可比。那么周小松的水平应该是可以和秀哉一比的，退而言之说还有差距那也是极其细微的。
那么秀哉在日本棋坛的地位怎么样？日本围棋最后四个名家按时代排列依次是秀策、秀甫、秀荣和秀哉。周小松的时代大致与秀策、秀甫和部分秀荣的时代相当。其中秀策无疑是评价最高的，日本围棋史上有前圣道策和后圣丈和、秀策之说。道策更重要的是作为日本近代围棋奠基者，从棋艺上说秀策无疑是日本围棋最高峰。虽然秀策名高，但日本围棋从在相当于中国嘉道之间本因坊丈和成名以后，一直是处于高水平，中间没有明显的起伏。后人评价秀甫的实力并不输于秀策。而秀荣是丈和以后的又一个九段名人（1906），秀策和秀甫虽然实力足够，但实际都只有八段。田村保寿（秀哉）是秀荣的门下，继承秀荣本因坊位时水平已经明显不弱于秀荣。秀哉能很快升为九段名人也是以其公认的不低于秀荣的实力为基础的。解说这些是要说明与周小松和陈子仙同时代的秀策、秀甫和秀荣与秀哉大致是在一个档次，即便秀策或许高一些，那也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周小松和陈子仙（虽然后来棋界对陈子仙评价更高一些，但那更多的是喜好）与同时代的日本最高手即便有差距也是极其有限的。
周小松是晚清围棋大家，1871年陈子仙去世后，二十年间无人可以在不被让子下与其对局，既表明了他的强大，也是中国围棋的悲哀。但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后来棋界的评价，周小松还够不上清代围棋的最高水平。周小松本人自己说：“如遇范施不能敌，余皆抗行耳。”陈祖德认为还要加上黄龙士。
虽然周小松与范西屏、施襄夏不好直接比较。但好在围棋是有传承有棋谱的，可以作一个链式关联。施襄夏有一个让二子的对手贯如（现留棋谱让三子5局，让二子5局）一直活到嘉庆后期。《贯如弈谱》上有二局嘉庆年间让先对张介轩的棋谱；《受子谱》上有大致同时的4局张介轩让二子对秋航的棋谱；而现在留下来的秋航与周小松的棋谱有2局，一先一后，是分先。虽然过长的关联只能提供模糊的意义，但无论怎么说，周小松与施襄夏有差距这是无疑的。这个差距不见得小于前面分析的周小松与从秀策到秀哉的日本围棋的细微差距。因此清代最高水平范西屏、施襄夏和日本最高水平秀策，大致上是在一个档次的。理由就是秀哉先二的高部道平对丁礼民、陈子俊、唐善初三人的让子水平均要比周小松低一先以上。
而我们知道，范西屏和施襄夏在少年时期是受到过徐星友指导的。从黄龙士、徐星友到梁魏今、程兰如，再到范西屏、施襄夏，中国围棋始终保持着一个较高的水平。黄龙士、徐星友和日本道策同时代，他们都奠定了中日围棋进入成熟时代的理论基础。随后中国围棋到范西屏、施襄夏到达顶峰。与此同时日本围棋进入了一个相对沉闷的时代，很长时间本因坊位常常只有六段。这个时段中国明显高于日本。但随着范西屏、施襄夏的去世，中国围棋进入了低潮，而与此同时，日本进入了丈和到秀策的顶峰时代。中日围棋有了差距。但随着陈子仙和周小松的出现，中国围棋在晚清有了一个小高潮，陈子仙和周小松的水平与秀策后时代几乎是接近的。
到1891年周小松去世，中国围棋就彻底的衰落了。到1909年高部道平来华，中国棋坛不仅仅是没有国手，而且是一代不如一代。陈子仙和周小松已经不如范西屏、施襄夏，而高部道平来华时成绩最好的居然是曾经周小松让二三子的七十岁的老人。清末之衰落甚至可以说是没落，四百年之未有，是真正的末世。但我们绝不可以因此而怀疑中国围棋的几千年发展，尤其是以范西屏和施襄夏为代表的与日本围棋不同但各有所长的技艺所达到的高度。如此才是对中国围棋史的基本定位。
清末的中国棋坛不仅仅是没有国手，而且是一代不如一代。当时对阵高部道平的棋手大多是老人，应该正当年龄的二十至四十岁的一个也没有。当然人是有的，但水平更低，完全上不了台面。如果周小松知道他让二三子的人居然到了晚年后还能称霸棋坛，该作如何想？回顾从明代中期正德年间，开始有比较明确的弈坛记载，四百年间，围棋水平一代高过一代，从未间断，即便是明清交界的战乱都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乾嘉时期虽然略有萧条，但其代表人物的水平还高于十八国手。中国围棋清末之没落倒底是什么原因？
弈道之兴衰根本是时代环境，所谓国运兴，棋运兴。晚清的衰败是根本性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原有的社会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对围棋也必然产生影响。其实这样的影响在日本也一样出现，维持了三百多年的御城棋制度和四大家制度消亡。但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社会发展了，围棋也找到了重新发展的路。而中国新旧矛盾的结果是太平天国之乱，国破家残，民不聊生。“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如今七事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社会动荡，达官贵人自保不暇，给与围棋的支持自然下降，缺乏经济上的支持，围棋艺术的发展当然受到抑制，因而不免每况愈下。前述记录高部道平南京对战的王伯恭，曾记其弟王仲高是难得的棋才，周小松极为欣赏，认为“二十岁前，决可与吾相敌”。但王仲高觉得即便如周小松天下第一也只是一清客，“吾何苦劳精疲神，费事失业，以冀成一清客乎？” 可见棋手地位之低下。
王蕴章《天香石砚室弈选》序言中说：
余尝窃论夫弈之盛衰矣！弈莫盛于有清一代，而其衰也，亦于有清一代为最。极盛于施、范，中衰于陈、周。非施、范能盛之，陈、周能衰之也。施、范生于国家全盛之秋，民丰物阜，心无外骛，一枰黑白，若将终生，其以弈名世也固宜。降至陈、周，世变稍稍丕矣。士或怀才不得逞，则奔走为衣食计，手谈坐隐，余事蓄之。有能与陈、周敦槃玉帛，狎主齐盟者，已视为登峰造极而不可复进。若更责以施、范之绝诣，则骇旦走耳。
其实这还只是表面，清末中国所面临的是几千年未有的变局，是真正的末世。国运之衰莫此为过。因此围棋在此时的衰落以至于没落也是可以想象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