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一个棋手的辩白（一）【文章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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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越虚伪，就越害怕真相。无奈这个世界上虚伪的人太多，于是真相就被掩盖。既然真相被掩盖，那么这个社会对围棋抱有各种各样的偏见也就不足为奇。所以从今天开始，我打算写一系列文章，驳斥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一、驳玩物丧志论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们遇事常说：“将心比心。”这实际上正是在推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问题在于，世道人心，每每是反其道而行之。受伽利略的启发，终于找到原因——人们总喜欢把一丝一毫的瑕疵强加于他人身上，以掩盖自己粗如缆绳般的错误。（原话见伽利略《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第59页）所以当一个老师指责学生贪玩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自己就很喜欢读书，事实上很可能这个老师根本就不适合作学问。下面我将从一件真事说起，来看看现在的人到底有多么喜欢读书。

    我舅舅是上海市七宝中学一位退休的数学教师，并且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他人却很封建，总是有一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由于有这样的思想，所以人也特别骄傲，常自诩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自然也就看不起只知道下棋的棋手，常常嘲笑这些人玩物丧志。不仅如此，他还喜欢到处出风头，刷存在感，比如强迫我跟他学Photoshop，如果我不学的话，他就要跟我断绝关系，结果我没有搭理他，他很生气；再比如他常炫耀自己说“当年他带过一个奥数班，在全国奥数竞赛中拿过第一名”，“当年他准备数学高考的时候，他并没有复习数学，而是在读一本有机化学的书，结果在数学高考中他轻轻松松考了满分”等等。这些话他喋喋不休对我说过无数遍，生怕我不知道他有数学天赋，终于有一天，我厌烦了，反击道：“你觉得数学容易，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读过数学家写的书！”他一听，更是得意洋洋得说道：“谁说我没有读过数学家写的书，我读过一本范德瓦尔登《代数学》。”接着他还神秘兮兮的对我说：“一般人都看不懂范德瓦尔登《代数学》。”然后我说：“既然你读过数学家写的书，那就应该明白学校里教的数学都是野路子，你能考出好成绩，并不值得特别骄傲。”他怒道：“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解释说：“众所周知，现代数学体系都是建立在集合论基础之上的，可是在集合论里面就有好多内容是不教的，比如说良序定理。”他问道：“什么是良序定理？”我回答：“每个集合都可以良序化。”结果他居然争论道：“不是每个集合都可以良序化，只是有些集合可以良序化。”我说：“确确实实是每个集合都可以良序化，数学书上写的清清楚楚，不信你自己可以去查。”结果他以非常不屑的口吻对我说：“你又不是学数学的，恐怕连什么是良序集都不知道，还在这里争论，有意思吗？”我回答：“如果一个集合是全序集且它的每一个非空子集都有最小元，那么这个集合就是良序集。”他又强辩道：“每个集合都可以良序化，这绝对不可能。”我说：“只要你承认选择公理，那么这个定理就是千真万确的，虽然这看上去不太可能，比如要构造一个不可数良序集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哪承想他脱口而出：“这还不容易，所有大于等于零的实数构成的集合就是一个良序集。”我笑道：“你说的那个集合可不是良序集，因为它的非空子集（1，2）没有最小元，亏你是学数学的，自己连良序集的定义都没有搞清楚就在这争论，更何况我刚刚把良序集的定义说的明明白白，你但凡有一丁点自知之明，也不至于在这里胡说八道，传播错误的数学观点，误人子弟。”他终于消停了，最后我说道：“范德瓦尔登《代数学》共分为两卷，在第一卷第一章第7小节中就有良序定理的证明，你真的读过范德瓦尔登《代数学》？”他沉默不语，于是这次争论终于告一段落。
    经过上次争论之后，我原本以为他能够吸取一点教训，谁知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次他又来指责我一天到晚不务正业，没出息，而且还强迫我跟他学Flash编程，我实在忍无可忍，回击道：“我之所以一天到晚研究围棋，是因为我能够深刻体会到围棋的博大精深，怎么研究也不够。哪像你，总觉得数学很简单，对数学毫无半点敬畏之心。”他说：“我一直从事初等数学教学工作，别的不敢说，仅就初等数学而言，我教过这么多年的书，带过这么多年的奥数班，什么样的风浪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世面没有见过，我对初等数学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难道还有我不会的东西？更何况我们上海的教育是全国最先进的，而且七宝中学是上海市重点中学，岂是你们乡下地方可比的。”我说：“你永远坐在奥数的井里看着数学的天空，殊不知即使是初等数学也有很多内容是不教的，比如说高斯的二次互反律、高斯的正十七边形问题、帕斯卡六边形定理、斯坦纳直尺问题。”他疑惑地问道：“什么是斯坦纳直尺问题？”我回答：“如果在平面上给出一个定圆，那么只用直尺便可作出任何一个尺规作出的图。”谁知他又脱口而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见多识广，初等数学有什么内容我还会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杜撰出来蒙我的。”我又笑道：“这些内容在H·德里《100个著名初等数学问题——历史和解》一书中都有记载，你本应该知道，因为我曾在你家里看到过这本书，只可惜连封面都是新的，看来你真的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生气地说道：“如果我不喜欢读书，那我怎么能够以满分的成绩考入大学？又怎么能够成为班级里的学习委员，学校里的学生干部？你要知道，那时文凭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换句话说，即使我从学校毕业后不再读书了，我的数学水平也比当今的研究生、博士生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更何况是你。再说这些数学知识，考试又不考，找工作又不需要，即使知道了也没什么用处，谁吃饱了没事干会研究这些东西，这纯属玩物丧志。”我反驳说：“对于一个热爱数学的人而言，这些著名的数学问题可以不会，但绝对不能没有听说过，如果用围棋来打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热爱围棋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血泪篇、当湖十局、因彻吐血局、耳赤之局一样，是要闹笑话的。”他恼羞成怒地说：“你从小就不会读书，在这个社会，不会读书的人都是废物、白痴。就你一个乡下的文盲，也配教训我。”我说：“我是从小就不喜欢读书，在这一点上我不虚伪，敢于承认，你敢吗？哪像你，明明不热爱数学，却偏偏一天到晚装出一副热爱数学的样子，你这是在作秀啊！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作秀的阶段，这都可以理解，谁叫你吃得是数学这碗饭呢？只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假戏真做，去剪你学生的头发，只因这个学生说了一句真话：‘我不喜欢数学。’你这又算是什么呢？你这是既当了婊子，还想立贞节牌坊啊！”

    作为一个数学教师，本应该成为一个数学迷，可结果呢？一个个全当起道德迷来了，喜欢管别人的事，指责别人玩物丧志。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当一个数学迷比较难，于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热爱数学，但其实他们只是热爱数学考试，这些人对于真正的数学书向来是敬而远之的，有以下事例为证：

    如图3所示，其中阴影部分是一个正方形，求该正方形的边长。

    这也是一道小学奥数题。一个小学奥数老师曾经告诉我，当年带领学生参加这次竞赛时，领队老师们都没有想到“小学生解法”，以至于开始质疑这道题是否超纲了。看到答案后，老师们大为折服——这个问题确实有一个无需任何几何知识的妙解。

    把图形补充为一个长方形（见图4），则两个大的直角三角形面积相同，另外还有A的面积与B的面积相同，C的面积与D的面积相同。于是我们得到，阴影部分与右上角的那个小长方形面积相同，而后者的面积应该是36。这就是说，正方形的边长应该等于6。（顾森《思考的乐趣》第四部分第28小节小合集（一）：几何问题）
    这些数学老师们如果读过《几何原本》的话，就一定能够想到“小学生解法”，因为这个几何问题的解法是直接利用了《几何原本》卷一命题43的结论，或许有人觉得命题43含有中学的数学内容，但事实上欧几里得为了强调逻辑上的严格性把许多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关于这一点我只能说这些，因为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的。但凡读过《几何原本》的人，都知道我所言非虚。顺便再说一句，如果你认为奥数是你的天花板的话，那么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的天花板还达不到古人的下限，人家才不玩这种小孩过家家的把戏，那些自以为是的数学老师们，不妨去读几本数学家写的数学书，就会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也不至于骄傲到去剪学生的头发了。

肥仔胡

楼主兄辛苦，有一句话很打动我，就是那些口口声声要复兴中华文化的人，根本就没有读过几本古书。不学无术也就罢了，还喜欢给人套数典忘祖的帽子。我不知道他们这种没读过古书，不懂古文，不会写诗词，也不会写正体字的人，怎么有资格以历史代言人的身份，去给今人搞道德审查和道德绑架。我最讨厌这种人，不懂装懂，不学无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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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几里得在其体系中，较早给出的一个定理是：一个等腰三角形，两底角相等。这个定理特别有趣。因为尽管它在本质上属于初等问题，但却代表了中世纪大学中几何学习的水平。这个定理被称做“笨蛋的难关”或“驴桥”，因为笨蛋不能理解这个证明，就像一头在桥边的驴子一样，再也不能前进了。    在欣赏证明之前，先考虑一下该定理的内容。如果ABC（图4）是一个等腰三角形，两腰AC和BC相等，我们希望证明底角A和B，也就是两条等边所对应的角相等。
    证明是从引一条角C的角平分线CD入手的。这一步的合理性如下：欧几里得先前证明了任何角都能被平分。既然C是一个角，因此它也能被平分。（M·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43～44页）
    引入角平分线CD是非法操作，因为欧几里得直到卷一命题9才证明了任何角都能被平分，而等腰三角形两底角相等的定理出现在卷一命题5之中，且命题9的证明利用了命题5的结论。事实上要证明命题5基本上只有“边角边”全等这一个定理可用，因此通常数学教科书上的证明方法都不是很严格，而欧几里得是连续应用了两次“边角边”全等的定理才证明出命题5的。就连学识渊博的M·克莱因教授都没有读过《几何原本》，更何况其他的数学教师，所以这些数学老师就只好挂着欧几里得的羊头而卖着道德教育的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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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算明白了，那些一天到晚要别人读书的人偏偏自己就不喜欢读书，这些人既然无法自己以身作则，就只好实施道德教育，而为了实施道德教育，通常的做法是唱高调，这些人可不只在数学上唱高调，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同样唱高调，而且唱得更加兴高采烈。殊不知要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就要读中国的古书，你们也不想想中国的古书到底有多少？你们又读过多少？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其实绝大多数人都不配当一个中国人，我可不是瞎说，有以下材料为证：

    古书有多少呢？古书多得吓人。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吓人吧？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只剩下十万种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对起来，更难上加难了。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象”。
    你不配做中国人
　　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里惭愧。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看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李敖《要把金针度与人》《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

　　鲍叔牙口中的齐桓公奔莒，是周庄王十一年(纪元前六八六年)的事，而田单复国，却是周赧王三十六年(纪元前二七九年)的事，一个在纪元前七世纪，一个在纪元前三世纪，两者相差四百零七年。秦孝仪先生张冠李戴，硬把战国的齐国，当成春秋的齐国；战国的莒城，当成春秋的莒城；把田单当成齐桓公；把四百年前鲍叔牙的话，当成四百年后的“烧饼歌”与“推背图”。这种无知，这种妄作，这种荒乎其唐，未免太目中无读书人了!
　　我们可以让步这个，我们可以让步那个，但我们对歪曲知识来配合自己的无知，还推广这种无知，以无知侮辱人，实在看不过去，实在无法让步。所以，对国民党文宣主持人这种笑话，我们不得不点破它。
　　“毋忘在莒”的笑话，毛病出在整天宣传复兴中华文化的人，根本不好好读古书，其实这也难怪。他们这些人，整天在办党、办公、办案、办人、办喜事、办后事、办公共关系，他们的确没有多少时间真的潜心学问、潜心中国文化。所以，涉及学问与中国文化问题，我们看他们闹了笑话，也就可以了解。（《李敖妙语录》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说：“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强能看书。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毛病。……”
    ……苏雪林《文坛话九》中记闻一多，也有类似的情况。苏雪林说：“别人钻故纸堆，愈钻愈着迷，终于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张中国文化是世界第一。闻一多早年时代何尝没有这种冬烘臭味？可是，现在的他却是奇怪，竟与从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联大一部分学生举行了一个历史晚会，张奚若、吴晗、雷海宗均有演说。闻氏曾说：‘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一个一个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觉得“要不得”，现在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对友人说：‘人家见我终日读书，以为我是蠹虫，却不知我是杀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李敖《要把金针度与人》代序）

    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除了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李敖《要把金针度与人》《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由此可见，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读书，所以学生在老师的威逼利诱之下就只好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长此以往自然就造成人格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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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棋手还常常被指责为胸无大志，那么请问，要怎样才算是志向远大呢？如果按照儒家的标准，自然就是“学而优则仕”，“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只是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就连至圣先师孔子都没有做到，他一辈子都郁郁不得志，以至于最后说起话来都语无伦次，这次的材料来自于东汉思想家王充的一篇文章，我摘录的是译文：

　　孔子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中没有图出现，我的一生已经完了！”这是孔子自己悲伤没有当王。他认为自己当了王，能使天下太平；天下太平，那么凤凰就会飞来，黄河中就会有图出现。如今没有能当上王，所以吉祥的征兆不出现，自己感到悲痛伤感，因此说“我的一生已经完了”！
　　请问：凤凰飞来、河图出现，究竟根据什么来的呢？如果根据帝王开始兴起的时候，那么凤鸟、河图都未必出现；如果根据天下太平，使天下太平的帝王，又未必总能招来凤凰和河图。五帝三王都曾使得天下太平，但考察他们的吉兆，并不都以凤凰作为必然的祥瑞。既然对于天下太平，凤凰不是必然的吉兆，孔子是圣人，总想着不是必然出现的事情而自我感伤，这终究不会应验的。
　　有人说：“孔子不是自己感伤没有能当帝王，而是感伤当时没有圣明的帝王，所以自己不被重用。凤凰、河图是圣明帝王的祥瑞。祥瑞不出现，说明当时没有圣明帝王；圣明帝王不存在，自己就不能被重用。”说到招致瑞应，它是用什么招来的呢？如果是靠任用贤能的人，使统治稳定，功业告成。那么统治稳定，功业告成，瑞应就该出现了。瑞应出现之后，也就不再需要孔子了。孔子盼望的，怎么本末倒置呢！不考虑根本问题，而盼望那些旁枝末节，不看那些君主英不英明，却去说那些凤凰、河图出不出现。即使出现了圣明帝王，由于国家统治有不稳定的时候，凤凰、河图也有可能不出现，因此以祥瑞的出现来证明圣明帝王的出现，必然会出错。汉文帝可以说是圣明了，但察看一下《史记·孝文本纪》，也没有出现过凤鸟跟河图的记载。假使孔子生在汉文帝的时代，大概还会说：“我的一生已经完了！”
　　孔子想到九夷地方去居住，有人说：“那儿太落后，怎么办？”孔子说：“君子住在那儿，怎么会落后呢？”孔子恨他的政治主张在中原各国行不通，感到怨恨不得志，所以想去九夷地方。有人责难他说：“少数民族地区落后，没有礼义，怎么办？”孔子说：“君子住在那儿，怎么会落后呢？”这是说住在那儿用“君子之道”教导他们，怎么会落后呢？
　　请问：孔子想去九夷地方，是怎样引起来的？是他的政治主张在中原各国行不通引起的，所以他想去九夷地方。试想在中原各国尚且行不通，怎么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得通呢？“少数民族有君主，还不如中原地区还没有君主。”这是说少数民族难得治理，中原地区容易治理。在容易治理的地方尚且行不通，在难得治理的地方能行得通吗？况且孔子说“作为君子住在那儿，怎么会落后呢？”这话，是在说以“君子之道”进行修养使自己能安身呢？还是在说用“君子之道”去教化他们呢？如果是以“君子之道”进行修养随便使自己能安下身来，那么在中原各国也可以，何必要去少数民族地区呢？如果用“君子之道”去教化他们，而少数民族怎么能教化得了呢？禹到裸国去，要脱掉衣服进去，出来后再穿衣服，这是因为要穿衣服的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行不通。禹尚且不能教化裸国人穿衣服，孔子又怎么能让东部少数民族成为君子呢？或许孔子本来不想去，是恨他的政治主张行不通，一时激动说出这样的话。或许是有人责难孔子，孔子也知道那儿落后，然而还要说“怎么会落后”，是想坚持已经说过的话，拒绝别人的劝告。
　　孔子实际不想去，一时心情激动说出来的，是句假话。“君子说话不该这样随便。”如果明知那儿落后，还要勉强想自己坚持已说过的话，这就正和子路回答孔子关于子羔的事一样。“子路让子羔做郈的地方长官，孔子说：‘简直是在害别人的子弟。’子路说：‘那里有政权机构，有老百姓，（可以练习政事）为什么一定要读书，然后才算学习呢？’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些强词夺理的人！’”这是子路知道自己不对，勉强回答以自圆其说，所以孔子讨厌他，把他比做那些强词夺理的人。孔子也明知自己不对，还勉强回答别人的责难。这样孔子和子路都成了强词夺理的人了。……
    ……佛肸招聘孔子，孔子想去。子路不高兴，说：“过去我听老师说：‘亲身做过坏事的人，君子是不去他那里的。’佛肸占据中牟反叛赵简子，你还要去，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不错，我说过这话！但不是也说过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匏瓜吗？怎么能挂着不吃东西呢？”
　　子路引用孔子过去说过的话来责怪孔子。从前孔子说这话，是想让学生效法实行。子路引用它来规劝，孔子是懂得的，但不说以前的话是开玩笑，或者说它不对不能实行，而是说“有这话”，确实有，应当实行。“不是说过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孔子说这话，能解答子路的责难吗？要为“亲身做坏事的人，君子不去他那里”这句话辩解，就应该说“佛肸没有做坏事，还是能去的”，而却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按照孔子的说法，有“坚硬”、“洁白”操行的人是可以去的，那么“君子”的操行是软弱而容易受污染的吗？不然，凭什么唯独“君子”不能去呢！
　　孔子不喝盗泉水，曾子不进胜母巷，是为了避开邪恶，远离污秽，由于这两个名字取得不合礼义，怕因此玷污了自己的名声。盗泉、胜母只有空名，孔子、曾子就以它为耻；佛肸有罪恶事实，而孔子却想去他那里。不喝盗泉水是对的，那么想见佛肸就不对了。孔子说过“不合道义得来的富贵，对于我像浮云一样。”现在却要违背道义去享受篡权叛乱者的俸禄，难道是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说错了吗？或许是孔子随机应变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即使是随机应变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子路责难他，就应该说“为了推行政治主张”，而不该说“为了食俸禄”。只有随机应变来推行政治主张，而没有随机应变来找饭吃的。“我难道是匏瓜！怎么能挂着不吃饭呢？”孔子用匏瓜自比，是说人应当做官食俸禄。说“我不是匏瓜，不能挂着不吃饭”，这是反驳子路的。其实，孔子这话，并不能解答子路的责难。子路责难孔子，哪里是说孔子不该做官呢？是说应该选择好的国家去做官。孔子自比匏瓜，是想到哪里找饭吃呢？再说，孔子这话，是何等卑鄙！怎么能说他自己做官是为了找饭吃呢？君子是不该说这种话的。匏瓜挂着不吃饭，也跟人闲着不做官一样。反驳子路可以说：“我难道是匏瓜，要挂着不做官？”现在却说“挂着不吃饭”，那么孔子做官，不是为了推行政治主张，而只是为了找饭吃。人做官，主要是贪图俸禄，按礼义的话来说，是为了推行政治主张。就像人娶妻，主要是为了情欲，照礼义的说法，是为了供养双亲。做官直说是为了吃饭，娶妻能直说是为了情欲吗？孔子的话，说出了实情，没有模棱两可的意思，不借用礼义的名义来掩饰，这是个庸俗的人，而不是个君子。儒者说孔子周游列国想接受聘请没有成功，担心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推行，这违背了孔子的真情实意。
　　公山弗扰在费邑反叛季氏，招聘孔子，孔子想去。子路说：“没有去的地方算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孔子说：“招聘我去，难道是平白无故的吗？如果用我，我要在东方推行周朝的政治！”在东方推行周朝的政治，就是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山、佛肸都是叛乱的人，在公山那里想推行政治主张，在佛肸那里只想找饭吃，孔子的话没有一定准则。说话没有一定准则，那么行为就会没有固定的目标。孔子周游列国不被重用，难道不是有原因的吗？
　　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见；想喊孔子做官，孔子不做，何等清高啊！公山、佛肸招聘孔子，孔子却想去，又何等污浊啊！公山弗扰和阳虎一起背叛季孙氏，囚禁了季桓子，两人罪恶一样，召请孔子的礼节相同，孔子只见公山，不见阳虎，难道公山还能合作，阳虎不能吗？那么子路反对公山的招聘，孔子就应该用公山比佛肸强，不太坏，来作辩解。（王充《论衡》问孔篇第二八）

    （孔子）用充满仇恨的心态去治理一个国家，民心向背是可想而知的。尤其他不注重生产的那一套，特别是蔑视实际劳动的政治万能主义心态，必然使他不能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实干家。孔子的政治大跃进没给鲁国带来好处，不被国君信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更令人奇怪的是，他的仇恨心态还形成了强烈的国际霸权主义冲动，试图借鲁国的军事力量去消灭他认为非礼的政治力量。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齐国的权臣田成子杀齐简公、立平公，由是更加专权。孔子认为这种行为大逆不道，请求鲁哀公出兵。鲁哀公已经收到了相当好处——田成子归还了原先侵占的鲁国（还有卫国）的土地，不愿出兵；再说兵力不济，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加之三桓控制着实权，他一人说了不算。鲁哀公打马虎眼：“你去跟三桓商量吧。”孔子被鲁哀公抹了稀泥很没趣，半自嘲地找了个理由，就是他任过公职：“我当过大夫，田成子如此制造动乱，我不能不报告呀！怎么让我去找三桓呢？”
　　孔子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三桓，三桓当然不会答应孔子的请求。一场武力征伐的国际干涉计划流产了。孔子对使用合法暴力——法律手段与军事行动怀有热衷心理。他对管仲一匡天下的政绩高度赞扬。子贡说管仲不仁，因为齐桓公杀了管仲原来的主人公子纠，他不能以身殉难，反作了桓公的宰相。孔子反驳子贡说：“管仲辅助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和匡正了天下，老百姓至今还得到这好处。没有管仲，我恐怕要披头散发地穿左襟衣服、做苦力了。他怎么能守着小信任，自杀在溪沟里，谁也不知道呢？”
　　管仲的一匡天下，凭得完全是齐国的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往军力上的转移在冷兵器时代要比现在快得多。天下（诸侯）怕管仲，怕的是齐国的军事强力。孔子在对给管仲的问题上发生了人格分裂。一方面他用假话告诉子路，管仲九合诸侯用的不是兵车即不告诉子路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不再高唱他“克已复礼”即推崇周室（中央）的旧调。也就是说，一方面，主张赞扬和平即“不用兵车”，另一方面，却要主张以武力解决田成子问题。
　　孔子的法律恐怖主义经过后来的修饰，逐渐淡化，但是这种淡化变成了虚饰与吹捧，反显得他的人格的深重分裂与学术的丛丛悖论。《论语·颜渊》记录了“焉用杀”的主张，几乎是对杀少正卯与整治草民行为的一种悖论诠释。季康子问孔子搞政治与杀人的关系，对孔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回答说：“为什么要用杀人的办法呢？你要想做好人，老百姓就会跟着好起来。君子的道德是风，百姓的道德是草。风到之处，草必随风倒。”
　　又一次假话！要让风到草倒，那么必然要伴以残烈的法律手段的实施。就在季康子问政不久前，孔子还赞扬他的学生子路的办案效率高：“片言可折狱，其由也与？”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对官司定性，大概就是子路了。”（并且，子路答应办的事，从不拖延过夜）。子路的强悍作派与法律操作的粗鲁，得到了老师的认可，至少没予批驳。这种法律恐怖主义连儒学内的人都不能认可，由是可见当时孔子在鲁的执政是多么不得人心！康有为在注解《论语》时说：“天下狱情至变伪，虽有圣者，不能不听两边之词，子路虽贤，无由是理也。”（綦彦臣《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煽动仇恨以获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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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儒家经典比作武功秘笈的话，那么就连一代宗师孔子都修炼地走火入魔了，最后患上了人格分裂症，何况其他人。更可悲的是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人人都要修炼这些武功秘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略举几例如下：
    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正统年间声名显赫的大太监王振，是最典型的代表。此人本来是一个儒士，权欲大到了变态的程度，在下层官场混迹九年也没有混出名堂，索性孤注一掷，自阉入宫，当了东宫太子讲读，也就是太子的启蒙老师。在这个职务上，他兢兢业业，谦恭自守，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取得了太子的信任。当太子登极之后，他自然成了宫中的最高太监，从此用足心机，大权尽揽，占尽天下风光。（许晖《中国历史的后门》魏忠贤 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

　　南宋宁宗时代（赵扩，1195－1224年在位），韩侂胄专权，政治败坏。韩除了继续北宋中后期以来的利用政治权势主导文人之争的恶劣政策之外，还善于将人品低劣的人引入权力体系。他任用的吏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长）许及之被人们称为“钻洞尚书”。许任了两年吏部尚书，没在升上去，便抱着一线希望去拜见韩，希望能升为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副总理）。他见了韩，感恩涕零，称自己能有部长之职多亏韩太师的提拔；但，又说自己年老了，提拔得太慢，竟不顾自己年长，给韩跪下。韩见许如此卖身投靠，便提他的职务升了一级。此前有一次韩过生日，许去晚了，韩府大门关了。许急坏了，也是急中生智，见旁连供牲口出入的门没关，就顺势钻了进去。因此，时之讥之“钻洞尚书，屈膝执政。”
　　更为令人不齿的表演是一名姓赵（字从善）的地方官（临安知府）为从厅局级升为正部级竟然学狗叫，以博韩的欢心。……有一次，韩与几位闲客逛山庄，对竹篱感叹说：“哎呀，这可真是一派农家风光，要是有鸡狗之乐更好了！”不一会儿，草木间果然有了狗叫声。韩一看，竟然是赵在学狗叫！人们当然瞧不起赵，因为他不仅有进士的学历，还有皇室的血缘背景——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八世孙。然而，学历与家世又管什么用呢！（綦彦臣《中国人的历史误读》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

    而对那些唯恐自己被埋没的低层社会的精英来说，大话主义导致失败几近闹剧。大话主义不是政治家的“富贵病”，而是普通人也能患上的“流行病”，它深刻地反应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在文化遗传上的伟大缺憾。而且，这种伟大的缺憾随着专制主义的强化而愈呈多样化，明清两代这类发生在草根社会的“狂悖案件”比以往历代的总和还要多，而有清一代，此类案件竟然层出不穷；而所谓康乾盛世的乾隆年间此类案件的发生率，高居中国历史之首。
　　乾隆十六年（1751年），原籍直隶（今河北省）平乡的穷书生王肇基流寓山西介休，想借皇太后生辰庆典日（称为“万寿节”）发表一番政治大话，已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至少改变一下目前的生存状况。思定之后，便把祝寿的诗篇还有对联献给汾州府同知衙门，没想到却招来山西巡抚的反感，阿思哈写给皇上的奏折称：“该人妄议国家大事，指斥国家重臣，诽谤圣贤，罪大恶极。”王肇基本人不这么认为：“这讲了一番大话，无非是让皇上注意我，求个官做。”皇上判决的结果令他绝望，也是不曾料到的——乱棍打死！稍后，又发生了乾隆十八年（1793年）七十岁老学生刘震宇献策案，他的一套大话（“新策”）多系抄袭之言，迂阔难行。结果，被判处斩刑。在绝对平庸又绝对高压的年代里，这些事件也算无可奈何中的一点新奇吧。
　　平民因大话求官，结果丢了性命，在那个时代也情有可原。而这种闹剧演出热情又远非止于草根社会的精英——那些读书人们，大凡经过读书获得一定地位但又不满足的人往往更热衷于演出这种闹剧，并且这种高于底层精英的表演往往又是后者的一个不自觉的模本。谁不希望一言获幸呢？既然一言获幸的机会总是存在，那么一言获诛（或贬）的成本也可不予考虑了。大话主义在此中已经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近新结婚了，并生生不息地繁殖下去。……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夏天，黄河决口，朝廷经全力赴灾，及时堵住决口，避免了一场大灾。于是，右补阙胡旦写了一篇《河平颂》，献给皇帝。诗中有言：“逆逊远投，奸普屏外。圣道如堤，崇崇海内。”逆逊指卢多逊，位至兵部尚书，因违制交往藩王而被流放，死于流放地。此论尚合乎实情。但是说到“奸”即赵普的失位，则伤及宋太宗的内心了，分明说新君对两朝重臣行不义。结果是因颂（大话的一种形式）得祸，被贬为商州副团练。
　　被压抑者的大话闹剧，固然是由于他们的病态人格所致。这种病态人格虽以个案表现出来，但更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现象。西汉强盛，知识分子全以进入主流为荣，但毕竟主流容纳力是有限的，所以竞争又相当激烈。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沉重的压抑，而沉重的压抑往往又迫使被压抑者不择手段。王莽时代，这种压抑变成了一种社会转型动力，寄希望于在新体制中实现。因此，才出现哀章献铜匮的事件。哀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王莽初兴之时，为他歌功颂德的上书人达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其中不少人不是没看透王莽，而是无论如何也要找一个突破压抑的机会。（綦彦臣《中国人的历史误读》身陷大话君不悟）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在理学理论上建立大功夫，一方面在经典整理上施展细功夫，这样巨细不遗的全盘功夫，使他创造了“道统”的布局，而成为继往开来型的大人物。糟糕的是，他这些经典整理上的细功夫，实际上，并不是科学的、客观的研究，而是玄学的、主观的武断。他的许多著作，目的只是用来武断的以供创造“道统”之需。例如他不加辨别，就硬说《大学》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说《中庸》是子思所作，等等等等，全是没有证据的胡说。但这种胡说，居然以《四书》的形式，挟“道统”以俱下，**的影响了后代的中国人。对于、孟而言、对后代中国人而言，都给弄错了导向。严格说来，这真是一种罪过；难怪清朝大儒颜元要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了！朱熹又反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把“道统”延伸到史学方面，又强调正统说。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六十卷来支援这种说法。总之，此公的头脑，实在有大多的歧途，但他又给后代中国人的头脑输入太多的错路，这真是不幸。（李敖《要把金针度与人》宗教类）

    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董仲舒写了稿子，发了议论，主父偃偷了这篇稿子，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大家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大发议论；说这篇东西“大愚”。汉武帝一听，火了，于是把董仲舒关起来，论以死刑。后来虽给特赦了，但他再也不敢谈灾异了。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耍着阴阳家的把戏，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逢迎主上，以期得君行道，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伥的帮凶，成了助长专制政治的第一罪人，也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思想的第一罪人，这种跟统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迷梦，在梦醒时分，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什么都与春秋代谢了。（李敖《要把金针度与人》宗教类）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一篇人事感天，就公然胡扯如下： 易传言先天后天。考之史书所载，人事勤于下，而天象变于上，有验于顷刻之间，而不容迟者。宋武帝欲受晋样，乃集朝臣宴饮。日晚坐散，中书今傅亮叩扉人见，话还都谋祥代之事。及出，已夜，见长星竞天。树辟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隋文帝立晋王广为皇太子，其夜烈风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坏，压死者百余口。唐玄宗为临淄王，将诛韦氏，与刘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日：天道如此，时不可失。文宗以右军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郑注，对于浴堂门。是夜管出东方，长三尺。然则荆何为燕太子丹谋刺秦王，而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阳画长平之事，而太白食昂。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气壹则动态，其此之谓与？这就是第一流知识分子满纸荒唐言的第一号证据。其实不怪顾炎武，顾炎武只不过师承前代那些大儒和大理论。前代那些大儒和大理论认为人事感人，所谓天，从广义解释，上自老天爷，下至一条猪，都无一不可以感动、无一不受人的掌风。（李敖《独白下的传统》人能感动蝙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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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当个道德迷并不容易，搞不好会把自己整成精神分裂。只是一个死孔子，强奸了所有的中国人，直到现在依然有许多人热衷于当道德迷，而不是去当一个围棋迷、数学迷等等。我可不是乱说的，有以下材料为证：
　　我们的肉体生在现代，可是我们的思想却经常是落伍的，古代的，甚至是原始部落的。一个人穿衣的时候是现代的铁达龙，可是穿孝的时候就变成古代的大麻布了；骂人的时候是现代的“干你娘”，可是写文章的时候就是古代的“老吾老”了……这些双重标准也会慢慢趋向大一统的局面，例如桥牌和麻将、西医和中医、拳击和国术、新年和旧年……凡是能帮助我们成为不伦不类的半吊子的，我们这个不长进的民族都会乐在其中，并且还会不要脸地说这是“超越前进”、是“融合中西文化”！
　　所以，一个活人，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毫不稀奇。所谓僵尸思想，种类是很多的：例如“孔老二思想”、“西门庆思想”、“魏忠贤思想”、“袁大头思想”……到处都可以在中国人的行尸走肉上借尸还魂。所以，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李敖《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  介绍我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

    一个真正热爱围棋的人，他的心思就应该都在围棋上。同样，一个真正热爱数学的人也应该如此，因此哈代才会说出“祝数学永远无用”那样的祝酒词。真不知道孔子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偏偏冒出一句学而优则仕，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许多自称“热爱”数学的人，明明自己就是把数学当成一块敲门砖，却可以无耻地指责别人玩物丧志，所以华罗庚苦口婆心的说教简直就是对牛弹琴：
    在这样光辉的时代里，每个青年当然都会有学习科学的无比热诚。但我还要提醒大家一句，仅仅有一时的热诚还是不够的，还须要有连续的持久的热诚。所谓持久，也不是指十天半个月，一年两年；也不是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也不是说大学毕业之后再干三年五载，而是说无限期的持久。如果说科学是有止境的，到达之后可以休息，那是无稽之谈。（《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第256页）

    听说许多大学毕业的青年同志正在订计划，要在若干年内争取副博士。但我要奉劝大家，不要认为考上副博士就万事大吉，也不要认为将来再努一把力考上个博士就不再需要搞研究了。不，科学研究工作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若单靠冲几个月或者两三年，就歇手不干，那是很难指望有什么良好成绩的；即或能作出一些成绩，也决不可能达到科学的高峰，即使偶有成功总是很有限、极微小的。解放前我们看见不少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一生事业的道路是：由大学毕业而留洋、由留洋而博士、由博士而教授，也许他们在大学时有过一颗爬上科学高峰的雄心，留洋时也曾经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博士论文中也有过一点有价值或者有创造性的工作，但一当考上了博士当上了教授，也就适可而止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抛之九霄云外，几十年也拿不出一篇论文来了。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280页～281页）

    任何工作都可以精益求精，所谓“行行出状元”，没有雄心壮志的人，是不可能主动地把工作搞得很出色的。……也有人认为，教中小学不需要雄心壮志，这也是不对的。培养下一代，是国家建设中一项最基本的工作。认为当中小学教师不必去艰苦钻研学问，这是一种泄气的看法，不是一种力争上游的看法。北京市一个小学教师说过：“小学生要的可能是一杯水，但是我们得准备满满一壶水，才能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这话很有道理，当一个名副其实的、优秀的、社会主义的教师，就需要多多积累知识，使饥渴的青年能得到满足。我个人的经验也是如此，我有时担任大学一年级的数学课程，比高三仅仅高了一年，但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深深感到我的知识不是够了、多了，而是**的不足。我经常发现新的、更好的材料或讲授方法，我经常觉得我的教学大有改进的余地，写好了的讲稿，讲了之后就发现许多不足之处。古人说的教学相长，的确大有道理。我想，做任何工作都决不可得过且过，平平庸庸，应付门面，而是应该精益求精，不断改进。（《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299页～300页）
    现在的数学老师可倒好，他们天天沉浸在比下有余的欢乐气氛中，以至于可以骄傲到去剪学生的头发。如果学生问一个连老师都不会的数学问题，就会得到一个傲慢的回答：“请不要问与考试无关的数学问题。”你们不相信的话，不妨去做一个问卷调查，自然就会知道我所言非虚。华罗庚如果知道现在的教育状况，就一定会气到吐血，因为现在的教育学理论都是来自于美国：凡是熟悉美国流行的教育学理论的人，都完全能懂得这种情形，因为这种教育学理论是由专门的教育学院提出来的，认为对他所教的东西知道得越少的人，教得越好。（E·T·贝尔《数学大师一一从芝诺到庞加莱》第391页）真朴围棋教育就是秉持这种教育理念，这就是三棋进校园的下场！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促的，如果我们要把短短的生命过程使用得更有效力，我们最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是前人生命的延续，是现在共同生命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后人生命的开端。（《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第259页）藤原佐为就能做到这一点，那些嘲笑别人玩物丧志的教师们，你们能做到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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